关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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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证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教授指出：在清史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历来有三种传统，或称三派。他们是：（一）以孟森先生为代表，主要是精读“正史”，分析、比较正史的记载，此可称为“正史派”；（二）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主要是重视野史、笔记。稗乘所提供的史实，此可称为“野史派”；（三）以李光涛先生为代表，主要是运用档案、契约文书进行研究，此可称为“档案派”。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何先生曾经解释说：“清史资料汗牛充栋，任何勤奋的清史研究工作者穷毕生之力，都只能研读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研究的‘个体

2、小手工业’时代，前辈学者被迫探索用自己的方法，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以完善自己的研究”[1]。何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清史资料确实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正史有《清史稿》、清代历朝实录、清代“三通”和“续三通”、方略等；档案，仅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中央级档案就有960多万件（册），各地方的档案及个人档案更是美不胜收；野史、笔记、稗乘中，仅“明季野史，不下千家”[2]，清代的种类数目更是相当繁多。这就给清史专家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以上三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以上三派的

3、出现，既受到清史史料的限制，也受到研究者研究范围的限制，更与一些历史原因有关系：（一）就正史派而言，孟森先生于民国后专力治史，尤专清先世事迹。这就决定了孟先生治史，必本中国传统方法，即精读正史，分析、比较正史的记载。他的“正史”，就是指纪传体史，主张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并行。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所说：孟先生治史，善于发现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人探索情实，求明真相原委。他一生写过很多颇具影响而又堪称留世的著作。《满洲开国史》可谓其中之一。该书主要是考究清朝源

4、流，“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3]，批判清朝统治者歪曲历史事实真相的谬论。孟先生详细分析了清朝史料，精湛考证，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从清官书中寻找记载矛盾之处和“漏见于无意中者”，如在论述奴儿子都司所设卫所时，以《明史》中的《地理志》和《兵卫志》两者记载中的矛盾为突破口，广征博引，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再有，他以明、清两代所撰史书及朝鲜实录相对照，“对读之自明”[4]，弄清了明代建州女真的许多历史事实。盂森先生本中国传统方法致力于明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他一生写了近百篇论著（其中绝大部分收人

5、商先生编辑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和《续编》中），还有包括《明清史讲义》等数部断代专著，这些论著于明清两代政事大端、人物活动皆多具灼见明识，超越前人，在国内明清史学、尤其是清史学建设方面具有开拓性[5]，也正是这样，孟先生成为国内公认的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的泰斗。孟森先生的及门大弟子商鸿逵先生继承了孟森先生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的优良传统，他的著作在研究历史问题和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以正史官书为基础，在精心选择和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分析，因而考析详明，持论得当，多具灼见。他的《康熙南巡和治

6、理黄河》一文，堪称这方面的杰作。商先生在此文的前言中即申明：“本文以《清实录》记载为主，旁参别著。”文章详尽地论述了康熙治理黄河的规划、施工中的斗争及南巡视察河工的情况，对治河成效及康熙本人的贡献作了相当公允、客观、妥帖的评价。商先生一方面指出：康熙“制成一套经理河工方案，为后来所遵循”，其对黄河的治理“应看作是统一和巩固中国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康熙提出了批评，如对待靳辅及其“惟一得力助手”陈潢的冤案，“辅得平反，潢竟不及。这应当说是玄

7、烨在处理政务上的一个大缺失。”[6]商先生以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实践了自己“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做到既不溢善，也不隐恶”[7]的原则。论文发表后，商先生曾对笔者说：“这是我最为得意的一篇文章。”由上所见，孟先生和商先生的论著完美地体现了正史派的治学原则和治学精神，其贡献在明清史界、尤其清史界是巨大的。（二）就野史派而言，野史派的产生自然与明末野史、笔记的大量出现有关。这是因为，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歌颂农民起义外，其余诸书均只歌颂帝王将相，贬斥农民革命和人民反抗斗争

8、，称反抗者为“贼”、“寇”。可见，人民革命在正史中是不占有一席之地的，而野史正好补充了正史的这一缺陷。野史、笔记为什么能在明末清初大量出现呢？明朝末年，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70余年的明朝。明朝灭亡以后，由满族贵族统领的清军趁机人关和南下，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此激起了各阶层的广泛的抗清斗争。正如著名的明清史学家谢国恢先生所说，这一时期，一些手无寸铁、无权无势的文人，怀抱着豪迈英勇的气概，拿起一支支秃笔，记录下了一曲曲英勇悲壮、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