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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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解读研究古代突厥文是在我国北方建立的突厥汗国（552-745年）和回纥（古代维吾尔）汗国（745-840年）使用的文字。因其在外形上与古代日耳曼民族使用的如尼（rune）文相似，所以有些学者称之为古代突厥如尼文。又因为用这种文字写成的主要碑铭是在蒙古鄂尔浑（Orkhon）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鄂尔浑突厥文(OrhonTurkicScript)，语言称之为鄂尔浑突厥语（OrhonTurkic）。又因为这种文字也在叶尼塞（Yenisey）河流域发现，所以也称之为叶尼塞文[1]。这种文字除为突厥汗国使用外，也为西迁前的回

2、鹘人和古代居住在叶尼塞河流域的黠戛斯人（今柯尔克孜人的祖先）使用[2]。下面简要叙述一下古代突厥文碑文发现和研究的情况。在我国汉文古代史籍中曾谈到公元6世纪左右突厥人已有文字。如《周书·突厥传》中说：“其书字类胡”。《北齐书·斛律羌举传》中下面一段记载也表明当时突厥人似已使用文字：“代人刘世清……通四夷语，为当时第一。后主命世清翻《涅槃经》以遗突厥可汗”（按此事发生在公元574-576年间突厥陀钵可汗在位时）。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文字，其结构如何，直到19世纪末期以前我们并不知道。早在1692年荷兰人魏津（N.esserschmidt）（曾

3、作为自然科学家和探险家服务于帝俄彼得大帝）于1721年发现了现称为“UybatIII”的叶尼塞碑文。1730年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格（F.J.Stralenberg）（他曾在西伯利亚一带生活13年之久）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Dasnord-undoestlichenTheilvonEuropaundAsia,Stockholm,1730）一书，在该书后面附有第一批在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用这种文字写成的碑铭图片。1793年帕拉斯（P.S.Pallas）又在其《论西伯利亚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碑文》（VonEinerinSibe

4、riengefundenenunbekanntenStEInschrift）一文（载该氏所著《自然史与经济学NaturgeschichteundOekonomie》卷五，页237-245）中公布了一些。1818年斯帕斯基（G.Spasskiy）在《西伯利亚通讯》（SibirskiyVestnik）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西伯利亚古物札记》（ZapiskioSibirskikhDrevnostyakh）。不久该文连同图片一起被译成拉丁文登出后，立即引起了西欧学者的注意。1822年当时法国著名东方学家雷缪扎（A.Remusat）在一篇关于此文的

5、评论中写道：“如能解读这些碑文，这将对解决（该地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问题起巨大作用”（JournaldesSavants,Octobre,1822,pp.595-602）。此后，有不少人研究和试图解读这种“谜”一样的无人知晓的文字。1884年芬兰人阿斯培林（J.R.Aspelin）在比较研究了碑文中的所有文字符号后，虽正确地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文字的书写是从右到左，但仍无法确定符号的音值。同时在此期间关于是什么民族留下这种文字的碑铭的问题，也提出了各种猜测意见：如古代匈奴人、古代芬兰人、古代突厥人、古代蒙古人等。1889

6、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组织的以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为首的蒙古考古队为研究、解读古代突厥文提供了新的材料。雅氏在这次考查中到过今蒙古共和国的土拉河、鄂尔浑河一带，并粗略地探查了蒙古故都哈拉和林（Qara-qorum）和回鹘汗国故都哈拉巴喇哈逊（Qarabalghasun）遗址。他在鄂尔浑河流域的和硕柴达木（Koshotsaidam）湖畔发现了轰动当时全世界学术界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3]。关于这次的发现，雅氏在其《蒙古及鄂尔浑河上游考查总结》一文中这样写道：“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明

7、，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碑上刻有前在西伯利亚其它地方也曾发现过的、谜一样的如尼文（按指古代突厥文）。在边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按指汉文）。如果是汉文的话，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在雅氏的发现后，1890年芬兰也马上派出以海开勒（H.HEikel）为首的考古队去蒙古。1891年俄国科学院又组织了以著名突厥语言学家拉德洛夫（ongolei,St.Petersburg,1892）。这就给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这种不知名的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丰富材料。其中尤以芬兰刊布的本子科学价值较高。这以后，在新发现材料的基础上，俄国拉德洛夫和丹麦著名

8、语言学家汤姆森（V.Thomsen）二人同时在积极从事碑文文字的解读工作。1893年12月15日汤姆森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报告了他胜利解读古代突厥文的经过。该报告的发文本题作《鄂尔浑和叶尼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