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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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历代开国之君中，朱元璋是位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淮右布衣”，出身寒微，亦无多少文化修养，且曾因生计所迫而入沙门。元末，社会大乱，群豪并起，他国图“自全”而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起义。然而，就是这位“目不知书”、“以游丐起事”（1）的朱元璋，竟在十余年时间里，力挫群雄，赶跑元顺帝，成就了一代帝王之业，创建了明王朝。本文仅对这位“布衣天子”的政治思想予以论析，以就教于方家。一、兴“革命”与禁“革命”由兴“革命”到禁“革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朱元璋从一位反对暴元统治的斗士

2、转变成为封建专制君主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布衣天子”朱元璋政治思想的重要方面。在元末起事诸豪中，朱元璋最为注重从理论上论证其“革命”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曾借助儒家传统的华夷观念和天命观念来阐发其推翻元廷、创建新政权的合理性。他说：“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元蒙统治者以北狄而“入中国为天下主”，此虽亦“天命”使然，但毕竟违背了华、夷之间的主属秩序，使达人志士有“冠履倒置之叹”。所以，他从传统的华夷观念出发，鲜明地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复汉官之

3、威仪”、“雪中国之耻”的口号。同时，朱元璋又指出：国运兴衰在天意。“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气象之盛，理自当兴。彼气运既去，理固当衰。其成败得失，俱系于天。”他认为，元朝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国运已尽。君臣上下荒淫昏弱，纪纲大几，尤“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之伦渎乱甚矣”，致使“人心叛离，天下兵起，使我中国之民死才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这“虽因人事所致，实天厌其德而弃之之时也”。所以，元末“豪杰并起，海内瓜分”，“虽元兵四出，无救于乱，此天意也”。他还多次宣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本无意据有天下，无

4、奈生逢乱世，“盘桓避难，终不宁居”，不得已才“因乱起兵”，旨在“保障乡里”，“欲图自保”。只是由于元蒙帝国在反元势力的沉重打击下分崩离析，“天下已非元氏所有矣”，而当时“群雄无成，徒扰生民”，故而只好以布衣“奉天征讨”，“拨乱反正”，终于“削平强暴，混一天下”。他再三申明，并非有意图谋元朝天下，而是天命所归：“此非朕有心于天下，而以救民为心，故天特命之乎！”（2）这样，朱元璋便以儒家传统的华夷之见和天命观念为其以明代元的“革命”披上了合法性的外衣，从而在人们、特别是士大夫的意识中树立起朱氏王朝的正统地位。不

5、过在朱元璋看来，真正具有正当性、必要性的，只是他所领导下的“革命”，至于其他的“革命”则概不在此列。他曾谕告徐州吏民道：“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颖，天下之人以为豪杰奋兴，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众，不能上顺天意、下悦民心，是用自底灭亡。及元兵云集，其老将旧臣虽有握兵这之权，皆无戡乱之略，师行之地，甚于群盗，致使中原板荡、城郭丘墟，十有余年，祸乱极矣”（3），又曾指责张士诚及其所率农民起义部队“焚荡城郭，休养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4）。这样，朱元璋便理所当然地要奉天征讨，“伐罪吊民”，以所谓“王者之师

6、”去革那些与他并时而起的反对元廷统治的“革命”者的命了。即位称帝后，朱元璋更严禁“革命”。对一切危及其专制统治的言行，他均要予以剿灭。他对白莲教的态度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白莲教本是反元组织形式，具有强烈的革命性。从元至正十二年到吴元年（1352—1367），朱元璋在红巾军和白莲教中生活了十六年之久，由九夫长、镇抚、总管、元帅一直做到吴国公、吴王。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农民起义军的力量、特别是白莲教提出的“弥勒佛当有天下”和“明王出世”的口号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深有体会。他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

7、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自睹”（5）。所以，在明王朝建立前夕，他就责难白莲教“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是，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6）。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刚做皇帝，立即诏令禁止白莲教等一切“邪教”的活动，从而使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此后，他为巩固明廷专制统治，始终“忧危积心”，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指出：“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

8、，皆纱造言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多”（7），遂把镇压“不轨妖言”当作首要任务。他还与其大臣用二十多年时间制定“大明律”，其中的《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明确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国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以白莲教为号召反抗其统治的民众，朱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