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法律精英被蹂躏,只有哭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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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看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失声痛哭。题目是《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说是什么“被遗忘”，其实是“被蹂躏”。　　知道画家林风眠文革期间为了自保，把自己珍藏的三千张画，亲手一张张泡到浴缸里，站在上面踩烂，我哭过；知道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红卫兵打断，我哭过；读到翻译家杨宪益孤苦晚年的报道，我心头一酸；刚才读那篇报道，读到那个一目失明，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眼镜，蜷缩在被子里的九旬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时，我又哭了。要是世界上完全没有人记得他，他不至于显得那么可怜。　　用不着宣扬他们的成就，用不着复述

2、他们的遭遇，用不着指出谁是罪魁。没有什么好说，只有哭一场。 法律精英的命运与法治的悲怆----------------------------●南方周末　　本文是南方周末《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他们被忽视的代价》、《我们在传承》三篇文章的集录，个别文字有变动。作者为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

3、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4、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

5、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

6、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

7、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