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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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们被忽视的代价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　　“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　　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00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

2、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

3、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　　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　　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

4、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　　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　　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严谨和精神的力量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

5、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　　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

6、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　　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　　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

7、声名，也与他们无干。　　“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　　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