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引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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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困境中的中国现代性意识》引论论文.freelatter）或事实（fact），科学所体现的文化类型恰恰是把事物设定为物质或事实的程式。这样一来，世界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也就是平面的、没有深度的物质积聚或事实的集合。与此相应，人在“世界观”中被设置为意义的授予者，或物质材料的加工者，这就导致了：一方面，把人设定为创造者、生产者成为现代世界观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劳动（labor）本身在现代则成为价值获取的根本途径。然而，当世界本身成了价值层面上的深渊或容器的时候，现代性与虚无主义的相互遭遇已经内在开启，而人在世界（事物）面前的主体位格的形成又根源于神教（章太炎语）传统中上帝形象

2、在人身上的移植，这同时也开启了中国现代性与宗教性（神教）人文之间复杂的关联，而现代创造价值在这种关联中有其根源。不仅如此，创造本身还必须通过与现有存在的决裂来达成，所以创造的现代性态度中关联着革命的要求，而革命本身又是“中国式虚无主义”②展开自身的方式。既然世界的观看是在社会中历史的形成的，所以，不是世界观，而是社会及其历史观，才是它的真正来源。从逻辑上看，现代世界观所呈现出来的世界经验，无论是国家的集合，还是物质的聚集，都仅仅具有空间性的意义，而在古典的“世界”理解中，“世”对应着时间，“界”则指空间，当汉语用“在世”与“去世”等来表达人的存在的世界性时，受到关注的更多的则是时

3、间，而不是空间。而在现代世界观，“世－界”发生了分离，时间不再是世界的实在本身，而是变成了其存在的属性。这一分离折射的人文信息，在本质上就是介入世界的方式与介入历史的方式之间的分离，这也是世界观与历史观被区分开来的深层根据。历史地看，晚清以来“诸种世界观”的复兴，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面临终结，从“世界观”向“历史观”的转变，成了中国现代性意识演变的轨迹。也正是在历史观中，才真正触及现代性的正当性问题。现代性的正当性奠基于进步－进化的价值观念以及它所衍生的历史主义叙事，这种叙事，正如章太炎所揭示的那样，本质上是“以力代神，以论理代实在”。它把人类活动引入到先进－落后或者文野之辨的

4、逻辑中，一方面它鼓吹征伐－扩张－战争－竞争的现代性态度，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逻辑的法则替代真实的历史过程，这两点都成为遮蔽存在者自性的方式。而朝向所谓先进文化的过程，与朝向某种逻辑法则构建出来的未来图像，这两种集体性的生存态度相互结合，使得存在的自性无所容身。在这种情况下，虚无主义成为现代性及其进步逻辑与历史主义态度中难以摆脱的梦魇。正如在现代世界观中，世界本身退隐了，而现代的历史观也成了放逐历史的方式，因为，历史过程生发出来的历史意识被立足于某种逻辑出发点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神学所构筑的历史观替代了。对于世界的观看，是在社会及其历史中展开的，然而，在现代，社会历史又是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

5、历史，或者说，是一个不断被政治化、不断被卷入到政治过程之中的历史，因此，对于现代历史图像的深入考察，把我们引向了现代政治生活中。政治秩序的本性与政治生活的德性在科学主义所包围的现代，都被纳入到观念的层面来理解，主义话语成为现代政治传统中位居底层的东西，它一方面发动群众运动，另一方面通过服从与信仰的宗教德性，把政治生活引向抽象名词建立起来的语言图像中。这一方面导致了主义话语中启蒙态度与信仰德性的紧张，另一方面又以政治的理念遮蔽了政治存在，于是，政治生活的道路在现代不是求助于主义乌托邦，就是转向政治试验的态度，而这两者都内含着无视个人的当下存在及其日常生活的巨大风险，以至于使得政治生

6、活成为脱离了具体的个人而展开的话语政治工程。在这一工程中，个人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符号化。民族－国家的文化想象则是现代最为强大的符号框架，只不过这一符号是通过个人的认同的方式呈现自身的。在从传统的文化中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古典的以“自然的个人”（杜亚泉语）为中心的秩序也相应地转化为以群体为中心的秩序。这就使得认同或同一性（identity）的问题成为必要。现代中国的自我认同问题不是以个人主义为第一原理，相反，它始终围绕着群体秩序，因此，“国民认同”构成了自我认同的最初形式。由于没有公民（市民）思想传统的支撑，现代中国的“国民认同”一再成为把个人直接纳入国家体系，成为直接把个人

7、交付给国家来使用的方式，由此，民族国家的总体性筹划不可避免地成为侵占个人及其日常生活的方式。而且，通过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对立而确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观念，毕竟是外铄性的，而不是内生性的，它意味着文化政治上的未成熟状态，它不可能把个人自由空间的开拓，作为自身的目的，相反，在其民族帝国主义的形式中，在通过国家图腾而把个人卷入到它的逻辑的文化政治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个人自由的威胁。这些都意味着民族国家神话的危机，从“根基论”的民族国家神话到“想象性”、临时性的有限“共同体”的转变，构成了章太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