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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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一九七三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众多帛书中，有一篇被名为《五行》篇。整整二十年後，一九九三年冬，湖北荆门郭店村第一号楚墓出土的众多竹书中，有一篇自名为《五行》篇。二十年前的研究已经指明，这个《五行》篇，正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为子思孟轲学派代表作来批判的那个“五行”说；二十年後它与《缁衣》等相传为子思的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自名曰《五行》，於是多了一层内证，而使此前的断案铁证如山，永毋庸议。二十多年的工夫化解了二千多年的疑案，使人们对早期儒家有个更切近的认识，着实是一件快事。（一）当年荀

2、子在《非十二子》中横刀立马，一扫千军时，曾如此指责子思、孟轲道：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XX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於後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篇檄文列出的罪状十分吓人，上自不知先王之统，下至流毒後学之躯，加之以冒充孔子（先君子）真言，混淆世儒视听，真可谓斯可忍孰不可忍之极了。而穷究其源，全在於子思孟轲造出了一个五行说上。遗憾的是，到底这个

3、祸根五行说说了些什麽，荀子竟未曾向人们公布出一文一字，而只顾以毁代说，斥之为无类、无说、无解；除此三无外，别无任何实质上的明示。碰巧的是，在流传下来的孟子书上，以及相传为子思的书上（《中庸》、《缁衣》等），也找不到直白无隐的可以佐证荀子的什麽五行说。於是乎，思孟五行说，究竟是有是无、多大多高，便成了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文化史上的千古之谜。头一个出来解谜的是一千多年後的唐人杨亻京。杨注《荀子》“谓之五行”句说，“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他是根据什麽来断定五行就是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的，并没有交代；大概这在当时本是常识

4、。例如孔颖达注《尚书·甘誓》“有扈氏威侮五行”句亦曰：“五行在人，为仁义礼智信；威侮五行，亦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同样的了解，在汉人那里，则要更为简单而且直接得多，例如郑玄注《乐记》“道五常之行”句便乾脆说：“五常，五行也”。需要说明的是，当着汉唐人把五行与五常直接相等时，他们嘴里所说的“五行”，发音并非.（三）对思孟五行公案的这一理解，因郭店楚墓竹简的出土，而最後得到完善与加固。一九九三年十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的一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4]。据说墓曾被盗，竹简亦曾殃及。劫馀竹简八零四支，出

5、土时已散乱无序，可得一万三千馀字，全部是学术著作。考古家们根据墓葬型制及器物纹样等推定，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三百年左近，孟子、庄子、屈原、荀子在世之时[5]；墓主为老年男性，属士级贵族，且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竹简整理後分为十八篇，可属道家的著作两种四篇，儒家的著作十一种十四篇。其中有自名为《五行》的一篇，凡五十简，约一千二百馀字，与二十年前出土的帛书《五行》本“经”部基本相同，惟全无“说”文。按，文章分为“经、说”、“经、解”或者“经、传”，本是古人立言的一种体裁。

6、《春秋》及其三传，墨经的《经上、下》和《经说上、下》，便是最有名的例子；此外在《管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也不乏这种篇章。甚至短短一篇《大学》，经过朱熹整理，竟然也能指出经传之别来。但同为“经”“说”，有著者自说与他人补说之分，不能不分辨清楚。例如墨经的那些“经”文，多半是些难名其妙的论题或定义，其解释和说明，被有计划地留给了“说”文去说；而且有时还乾脆注明“说在某某”字样。这样的经与说，当然是一人一时之作[6]。《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言明“其说在某某”，《吕氏春秋》的一些篇章临终有“解在某某”句，都是

7、著者自分经说之例。而春秋三传与《春秋》，韩非《解老》与《老子》，《管子》里《管子解》与所解，则很明显，都是後人在解说前人之作，前人并无此计划的。同为後人的解说，由於关系、学养、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其“说”其“解”的价值也大有差异。韩非解老，其忠於原著的态度，显然赶不上《管子解》，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前者是哲学家在借题发挥，後者却是一个学派内部的事。春秋三传各有千秋，更是典型事例。至於帛书《五行》篇的“经”和“说”，看起来，并不像是一个计划下的两个部份。这一来鉴於，“经”文说理清楚，自我圆满，无须多加解说，也没有为“说”文有

8、意留下什麽；二来也鉴於，“说”文虽然逐句解说，并未说出什麽新思想来，相反倒表现得十分拘谨[7]，乏善可陈。因此可以设想，《五行》篇早先本来无“说”无“解”，如竹简所示，亦如荀子所指责的那样；帛书所见的“说”，是後来弟子们奉命或主动缀上去的。这一点，从“说”文之大量引徵《孟子》文句也可见证。“说”文第二十一章解说“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