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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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2年中国大陆秦汉史研究综述（下）四思想文化史研究以经学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其中有三部著作，都是很有深度的精专之作：刘厚琴《儒学与汉代社会》[74]，庞天佑《秦汉历史哲学思想研究》[75]，孙筱《汉代经学与社会》[76]。特别是孙筱的著作，可以给读者以深刻的学术启迪。书名大致相同的著作，2001年有晋文、张涛所著的两部，已经给我们以惊喜；孙筱新着的气势和一家之言似乎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就个人的感觉而言，此书可以称之为孙筱的“一鸣惊人”之作，甚至誉为近年间汉代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亦无不可。本书分四章：“新秩序与旧制度——

2、两汉经学兴盛的历史背景”、“传统的文化与文化的传统——两汉经学的文化渊源”、“经学的传承与经说”、“通经致用下的汉代社会”，共27万字。作者学术视野开阔而又具备识断之力，不能不使人佩服。他大量援引清儒和近现代学者关于汉代经学的论断，既表明学有所承，又不为所限，在取舍评骘之际，颇见裁断功力。在致力于宏观研究的前提之下，他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说。如，出于对学术史研究的思考，他明确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内纯致治法则”，并把它作为诠释经学与其他先秦诸子学说的圭臬。“内纯是指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纯洁自身，不断地寻找理论内核合理性。”“致治是指

3、一学说或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不断地开发自身，不断地寻找功能的实用性。”他认为，这一法则的确立，便于区别学术与宗教。他把汉代经学的发展看作为儒学的“内纯致治”过程。又如，他把秦汉政体形式的变化冠名为“土坯型政体到框架型政体”，继而提出了“秦制——汉政”之说。他提出，“秦法的根本原则在于强调对人民的管理，而汉法的根本原则更强调人民自治。”上述两说，或许在论证上都存在着继续深化的空间，但确实发前人之所未发。此外，性情凸现、文采照人的《后记》，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把现代史学研究分为三类：工匠治史、文人治史、学者治史，而对自己的定位是“志大才疏者必尚新

4、求奇，必立说以成体系”。或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如此鲜活生动的《后记》，近年间实在所见不多。总论经学的论文，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王承略《论两汉经学发展的五个阶段》[77]，指出经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据此将汉代经学划分为初起、今文经学极盛、今古文经学对立表面化、今古文于对立中开始走向融通、集大成局面出现等五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的经学问题加以点评。林存光《汉代儒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分析与批判》[78]，指出汉代儒学存在着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文章具体分析了它在三个方面的表现，认为进行这样的分析和批判有助于加深对儒学的认识。分论经学的论文，可举出下列数篇为其代表：杨

5、天宇《略论汉代的三年丧》[79]，该文认为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而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情况，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概括地指出汉代统治者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地来说却是持鼓励、支持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之丧。探讨汉代服三年丧的风气、统治者所持积极态度的原因在于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王四达《论汉礼的兴作在经学演进过程中的三次跃迁》[80]，则对汉代礼学的发展历程，作了很好的分析。胡旭《经学与政治的功利情结——从春秋>三传的沿革看两汉经

6、今古文之争的政治内涵》[81]，认为从《春秋》三传在两汉时期的沿革，反映出西汉时期政治更多的依赖于经学，而东汉时期经学更多地依赖于政治，两者的关系是互为功利的。宋艳萍、莫永红《秦汉政治史观的演变历程》[82]，具体考察了秦汉时期的三种主要的政治史观（五德终始说、汉为尧后说、三统说）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并分析了历史政治化形成的社会背景，以及此后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张涛的《秦汉易学思想论纲》[83]指出：秦汉易学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分为秦代、西汉前期、西汉中后期、东汉前中期、东汉后期五个阶段。《易传》是秦汉思想的内在灵魂和重要源头，易学研究和运用是秦汉思想

7、发展的重要载体，易学思想则是秦汉思想发展的主潮、主旋律。一部秦汉思想史，可以视为秦汉易学思想的衍扩和伸展。高新民《〈淮南子〉易学思想简论》[84]，认为《淮南子》具有浓厚的易学思想，对易学的推衍以及以“易”推理，推动了易学在汉代的发展，从而确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易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董治安《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85]，指出两汉文献中经籍传注占有很大的比重，它们所作出的系统注解，是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黄朴民《何

8、休著述叙要》[86]一文，对东汉后期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的著述情况进行了考证与论说。指出何休著述的重点是在《春秋公羊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