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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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1年秦汉史研究综述凌文超　　2011年秦汉史研究成果丰硕，成功举办“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古代史论坛：出土简帛与地方社会”、“甘肃省第二届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学术会议，出版论著、整理资料40余部，发表论文500余篇，以出土文献与传世史籍的结合为主流，各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进展，其中政治文化、祭礼、社会变迁、学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尤为引人注目。现将重要学术成果和动态分类综述如下。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研究历来是史学研究中的重点。本年度秦汉政治史研究从

2、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传统政治史和思想史的成果渐多，祭礼研究勃兴，皆是值得关注的新动向。　　政治文化研究：　　陈苏镇《（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华书局）系统探讨了“以礼为治”与“以德化民”政治思想互动下的汉代政治变迁史，深入细致地论述和分析了在儒家士大夫的推动下，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如何诉诸“大一统”帝国的创制立法，如何影响汉帝国的实际历史进程，从而成就“汉道”，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确立了基本模式。书中新增对东汉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系统研究，值得关注。楼劲《西汉时期“革命论”之退化与政治思

3、想之转折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7集，商务印书馆）讨论了西汉一代革命论展开和退化的基本背景、阶段和内容，及其与当时政局和政治思想转折变化的密切关系，揭示了景帝以来“革命”等同于“易代改姓”，昭、宣以来“禅让”入主“革命”内涵，王莽以来“改制”必与“革命”伴生的全过程。陈侃理《京房的（易）阴阳灾异论》（《历史研究》第6期）认为京房灾异论是以“儒学为体，数术为用”，属于灾异论的儒学传统，具有与董仲舒和刘向、刘歆相一致的儒家立场和追求。同作者《罪己与问责——灾异咎责与汉唐间的政治变革》（《中

4、国中古史研究》第2卷，中华书局）对汉唐间灾异责任的追究方式在君主罪己与问责大臣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礼制研究：　　近年来，礼制研究异军突起。本年度秦汉礼制研究成果丰富，特别是祭礼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杨华《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历史研究》第5期）系统考察了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秦汉帝国整合“五岳四渎”系统，并统一祭典，禁绝淫祀，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通过巡游和封禅，寻求东方神祗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

5、代皇帝的努力，全国神权的整合历程逐渐完成。田天《秦代山川祭祀格局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期）、《西汉山川祭祀格局考——五岳四渎的成立》（《文史》第2辑）、《东汉山川祭祀研究——以石刻史料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系统梳理了秦汉王朝山川祭祀格局的演变过程。她认为，秦始皇彻底重构了先秦以来的山川祭祀，首创了统一王朝山川祭祀的大格局，但其体系仍有东西之分。西汉在承秦的基础上进行了微调，确立了岳渎之祭，逐渐弥合了东西差异。随着西汉末年郊祀制创立，至东汉时期，五岳四渎外的绝大部分名山大川退出国家祀

6、典，成为地方性祭祀，这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不断强化的结果。而张鹤泉《汉碑中所见东汉时期的山岳祭祀》（《河北学刊》第1期）认为，东汉山岳祭祀仍是国家祭礼的一部分，国家实际上仍控制着对五岳名山以及郡国内名山的祭祀。他的《东汉五郊迎气祭祀考》（《人文杂志》第3期）还提出，东汉五郊迎气祭祀是国家顺应时气的治国措施在礼仪制度上的保证，《东汉明堂祭祀考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探讨了东汉明堂祭祀在国家祭礼中的位置、神祗规定、祭祀礼仪及其所起的教化作用。刁小龙《郑玄礼学体系管窥——以藏冰用冰和五祀说

7、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郑玄礼学体系一本《周礼》的学说进行了论证。孔宾《从礼制到节庆——先秦两汉时期社祭的变迁》（《山东社会科学》第7期）探讨了社祭从国家礼制到民间节庆的演变过程。　　官制研究：　　宋杰《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历史研究》第4期）指出，秦、西汉王朝的中都官、郡国、县乡皆设置有“司空”。西汉末至东汉前期，陆续撤销京师郡县的各种司空部门，仅在三公中保留司空，残存的罪犯劳役组织改称“作部”。阎步克《乐府诗（陌上桑）中的“使君”与“五马”——兼论两汉南北朝车驾等级制的若干

8、问题》（《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中的“使君”是一位低级使者，汉代存在大量低级使者，他们的车队构成多种多样，“五马”未必指“一车之马”，而应理解为“一队之马”。熊伟《秦汉监察制度史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对秦汉中央、地方监察体系，以及军事监察与监察官员进行了考察。刘晓满《秦汉令史考》（《南都学坛》第4期）对秦汉时期令史设置的发展演变进行了研究。　　法制研究：　　韩树峰《汉魏法律与社会：以简牍、文书为中心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