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论文》word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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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劳动农民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社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吃大锅饭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脱离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加上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约束。我国农业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1956）时，实现了农村经济集体所有制的建构，但在合作化后期由于操之过急，推行“人民公社制”后期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使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遭到严重挫折。人民公

2、社制实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政社合一)，这种“吃大锅饭”体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高级社中取消了按土地和农具入社分红制，出现了“一大二公”，把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改成了合作社性质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农民私有被集体统一所有代替。高级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脱离了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加上高度集中的劳动方式和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约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后，对我国农村原有的单一所有制结构和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的全面改革。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3、取消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分开；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村经济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在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的同时，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作用日益明显；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此外还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明确中央与地方管理农业事权，实行农业保价、专储和农产品风险基金制度等。统分结合（在坚持土地,农田水利设施等基本集体所有的前提下,农户与集体签订合同,承包一定的土地或生产任务,并根据劳动成果

4、取得收入）邓小平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地提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改革这种管理体制要大胆的下放权力，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四方面的积极性。身份革命：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国的企业基本上是在高度计划化的经济体制之下生存的，企业的结构类型呈现为生产型。国家逐步对企业采取了扩大自主权、减税让利、赋予企业以利益动机等措施来培育企业的商品经营意识并为其独立经营提供了部分政策性保障。理论界也对企业提出了由生产型向生产

5、经营型转变的倡导。此时企业的身份开始了由政府附属物向相对独立的商品经营者的方向转变。国家对企业所设置的“计划笼子”开始宽松了，企业的自主权扩大了。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决定》，首次将我们的宏观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改述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明确地指出企业是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随后，国家又相继推行了厂长负责制、任期目标责任制、调离审计制的“三制”改革，期望企业能够成为真正的商品经营者。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进展，我国宏观体制上的不适应越来越清楚

6、地被暴露出来，迫使我们加速了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也即市场经济的转换。经营权革命：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第二阶段继企业体制的第一步变革后，许多已下放的权力又不断地被政府部门截留或干脆收回，企业自主权很难落到实处。这就是企业的资产所有权是国家的，企业是国营的。而这种所有权的行使权力又是被分割在若干政府部门的手中，有的甚至掌握在党务部门（如企业领导干部的任免权）。而企业对自身所持有的资产只有占有与经营的权力，且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内含与外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是很难界定清楚的。于是，在下放企业自主权的过程中，各政府部门“恋权

7、”与厂长、经理“望权兴叹”的问题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致于一个时期中，中国的厂长们发出了“给厂长松绑”的大声疾呼。这说明了我国公有制企业要求走向真正的人格独立的欲望越来越迫切，也昭示了一个趋势，中国对企业的管制权必须由“人权管制”走向“金权管制（市场规律管制）”与“法权管制”。这就导致了1987年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终于迈出了第二大步，这就是以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也即被称为“两权分离”的承包制的普遍推行。产权革命：中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第三个阶段前两大阶段的改革，无疑对启动企业活力均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一个要害

8、性的问题在这两个阶段的改革中却只能涉及而不能解决，即企业缺乏产权动力，国有资产实质上处于虚置状态的问题。从承包制的实践结果来看，只是在有限程度上启动了企业的活力，国有企业实质所具有的发展潜力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企业的短期行为、负盈不负亏、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承包人的权力缺乏约束等问题极为突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则要求的企业制度未能确立起来，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产权形式构造得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