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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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论文一中国版斯托雷平改革1989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确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89年的事件，不仅对民间社会，而且对执政党都是一次「意识形态祛魅」进程，甚至可以说它对执政党的自我祛魅作用大于对除异见人士以外的一般民众。随着「革命党意识」由于自身受到（或自认为受到）革命的威胁而被解构，执政党的利益自觉空前凸显。正如1905年革命后帝制俄国传统原教旨保守派哥列梅金（IvanLogginovichGolemykin）只得势了很短时间，很快就被「警察改革派」斯托雷平（PiotrA.Stolypin）所取代一样，1989年后中国原教旨

2、左派的回潮也为时很短.freeldeKlerk）一握手，主要问题也就解决了。第二类，一些需要由「公」而「私」转轨的国家像前中东欧列国，在公共资产基本保持完好的情况下完成了民主化，此后的产权改革因而可以在公共参与、公共授权、公共监督的条件下进行──纵使其「实质公平」可以质疑，但其「形式公平」至少可以实现，其产权的合法性与公信力成为社会稳定的条件。这也就是所谓维谢格拉德道路。斯托雷平道路的实践不同于以上任何一类，历史上还没有沿这条道路走向民主化的成功先例17。如斯托雷平俄国的经验所示，「寡头主义繁荣」导致「民粹主义混乱」并从混乱中产生新的、往往是更严厉的专制，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3、的危险却是十分明显的。实际上，以「（结果）平等」的名义抢劫私财与以「效率」的名义私吞公产往往是很容易互相转换的。「权力统治财产」的制度在导致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同时，同样无法保护公共财产不受权门的侵犯。而宪政民主下的公平交易市场制度往往被认为是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的，实际上它也最能保护公民共有即所谓公有的财产18。「五个人作出决定就可剥夺第六个人」的民粹主义很容易转化为「（声称代表五个人的）那个人作出决定就可剥夺任何一个人，即可以剥夺所有人」的寡头主义。反过来也是一样。跳出这种怪圈并非易事。如今有人喜欢用亚洲诸「龙」「虎」的例子证明「先发展，后民主」的道路优越。世纪之交印尼等地

4、的例子似乎对此是个否证。但我认为不妨退一步假定东南亚新兴国家「先发展，后民主」的模式确实成功，问题在于这并不等于「先私有化，后民主」也能成功。那些新兴国家并不是转型国家，基本没有私有化问题。但对于原来并无产权制度的转型国家而言，没有产权改革很难推进「发展」，而不民主的「看守者交易」无法为私有化建立公信基础，即便它能因所谓「减少交易成本」而一时有利于「发展」，但它却大大增加了未来民主化进程的风险。而这，至少相对而言，是非转型的新兴国家无需面对的。具体而言，中国如果等到公共资产不明不白地「流失」完毕后再来搞民主化，就会面临以上两类国家都未面临过的大难题：长期被说成是「公有财产

5、」主人的公众一旦有了知情权、监督权乃至政府命运决定权时，却发现他们的那一份资产已被偷光，那时产生的问题，有谁能保证像曼德拉与德克勒克那样一个「历史性的握手」就能化解？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联想。1905年时的俄国农民对「剥削者公社」并未表现出多少好感，那时如果民主进程成功进行，或许俄国已经通过民主私有化走向了「美国式道路」──就像现今的波兰人那样。但是到1917年「警察式私有化」已经引起众怒，一场民粹主义的清算浪潮使俄国在「普鲁士式道路」上取得的进展冰消瓦解，但俄国这时退出普鲁士道路却没能转向「美国式道路」了──清算普鲁士道路的结果是普列汉诺夫讲的「亚细亚专制的复活」，直到

6、70多年后，俄国人才又一次得到了他们在1905年失去的机会。当然假如没有那个因沙皇放弃「公社精神」转而煽动民族主义作为替代而走向的战争，俄国未必一定会有1917，如果普鲁士道路能够顺利走到底，俄国也会是另一个前途。同样，假如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完成后铁腕政治能够稳定延续一百年，人们大概已经把这过程忘了。可是这可能吗19？再者，假如在1913年「斯托雷平繁荣」的高峰时期俄国统治者能够主动恢复1907年被警察手段中断的民主进程，结果必定也会与经济崩溃后激发的1917年「二月民主」大有不同。同样，假如中国在如今经济周期的增长活跃阶段能不失时机地启动民主进程，许多矛盾的确可以由于

7、「蛋糕不断做大」而缓解，因民主化而带出「矫正正义」的问题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可以说，这是关心中国稳定与民主、市场化与公正、自由与秩序的人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结果，也是中国在「转轨效果竞赛」中最终胜出的希望所在。然而这时如果陶醉于「落日辉煌」而感觉不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等到活跃阶段过去（毕竟任何经济都不可能永远超常增长），那时许多原先被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形成我们在印尼「苏哈托繁荣」之后看到的「危机激发的迟来之民主」。在印尼以这种方式启动民主所经历的混乱，人们都看见了。然而要知道印尼毕竟还不是转型国家或斯托雷平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