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右商研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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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江右商研究（下）三、江右商的经营方式在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具有明显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突出表现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中包含着商品经济成分；商品经济和自然经济之间、商业经营方式与个体家庭、家族的内部分工之间有着必然和广泛的联系。明清时期的江西地区尤其是这样。由于江西商人多为因家境所迫而外出谋生的小商人，因此，江西商人中最常见、最大量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而整个家庭，则是以农业为本，以商补农。于是男子外出女子持家，或父兄外出、子弟持家，就成为江西商人家庭的基本分工。光绪《江西通志·列女传》记载了大量丈夫常年经营在外，妻子居家侍父母、抚孤幼的事例，这是江西商人

2、所以能够撇下家庭拖累、肇远服贾的重要因素。如南昌黄庭继，“客游南畿，家徒壁立。（妻）陈（氏）宵分纺织以供薪水”[1]。南城夏曦远经商于粤，妻兰氏居家筹理，“每寒暑，兰（氏）手制衣服寄舅姑”[2]。南昌杨俊远经商于蜀，妻氏奉姑，每尝辛苦[3]。玉山徐一鸿依内兄客游杭州，其妻昌氏始则以“纺织具甘旨”，后“失织纤业，乃学糊锡箔取给升斗，自灌园蔬，买小秫饶儿女，而己食糠麋”[4]。同邑吴士哲贸易姑苏，养母抚孤，皆赖妻林氏，得“无内顾忧”[5]。丈夫出外经商而妻子孤苦持家，成为江西商人家庭分工的基本形态之一。也有父兄经商而子弟持家者。如东乡王某“商于金陵，以家事付（子）曙斗”[6]。崇仁黄二严

3、，“父客外三十余年，严事母孝，教幼弟皆成立”[7]。广昌毛普圣，父客外二十年无音耗。及普圣长成，身出访父，遍历九江、长沙、武昌、宝庆、岳州，“卒得父于旅舍”[8]。又如南昌刘元成，兄客湖南衡阳，元成“以馆谷养父母”[9]。金溪李应科，“父殁时，三弟皆幼，提挈之，至于成人。弟贾于外，数亏负。（应科）岁寄馆谷资之，又独力支全家十余口，不贻弟内顾忧”[10]。乐安陈遵鲁，兄外出经商，遵鲁持家，“事寡母以孝闻”[11]。还有的家庭则是父子、兄弟分头外出，各自经营者。如吉水周西岫因商死于江南，而其子亦因服贾远游，竟不知乃翁死讯[12]。南丰王仁客吴楚，其弟则商粤西，卒死其地[13]。南昌刘善萃

4、“服贾汉口”，而“兄羁旅滇南久无音耗”[14]。这类现象，多半出现于一些劳动力较为充足的家庭。至于那些父子、兄弟相偕外出者，其经营规模自然更大，活动范围也更广。如瑞昌陈秀元，“随父贸陕西，腰缠万贯”[15]；临川张世远张世达兄弟，“家贫，贷赀买纸，互往汉口贸易”。他们作了分工：一人在家乡收购纸张，兼顾家小；一人则远售汉口，交替进行，形成了简单的购销分工。同邑余承恩，亦“与兄服贾荆门，更替往返”[16]。玉山王允聪，“兄弟三，聪居幼，父母早逝，家故贫。弱冠，负贩营生。及壮，与兄商开宏盛烟作，贸易姑苏。年余，两兄继亡，聪独自筹度，置田产，累赀巨万”[17]。王允聪兄弟实际上又形成了生产、

5、销售一条龙的经营特点。这些都是父子、兄弟相偕经商的例子。而且，长子卒，幼子补，佐父经营，在江西商人中似乎相沿成俗。此外，在一些劳动力充裕、家产相对富有的大家庭或家族，在家庭内部实行较为有计划的职业分工，商业活动也被纳入整个家庭、家族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如会昌欧阳振銮，父亡后秉家政，诸弟“或士或商，各安其业，无敢舍生以嬉者”[18]。金溪周氏为大族，周坤持家，家范严肃，耕读商艺，各职一业，食指赢千，无敢喧嚣[19]。这些都是在自给自足经济条件下家庭有计划分工的典型例子。这些家庭分工的一大特点即在于，“耕读商艺”各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同治《玉山县志》记载吴敦朝一家的分工更为详细：敦朝有

6、七子，士发居长，次士登、士仰、士哲、士勋、士沛、士昱。敦朝殁，士发理家政。“念治生非勤莫济，命登、沛整理山田，仰、哲贸易姑苏，而己亲课勋、昱以学。仰、哲早逝，发抚嗣孤如己子。时登、沛手植成材，发弃书，偕登售木武林，居焉。所得赀，寄归养母。属勋、昱摄其总。……（发殁，登理家），登年老，委家事于勋、昱。食指逾千，雍睦无间。”[20]独自经营——父子、兄弟相偕经营——家庭、家庭内部有计划的分工，“商、贾、农、艺”各职一业，构成江西商人个体经营方式及家庭分工的三个层次。无论哪种方式，都是以家庭内部其他成员无条件的资助和自我牺牲为前提和代价的。因此，对于大多数江西商人来说，首先要承担的必然是对

7、家庭的义务。这也部分地决定了江西商人商业资本的流向和出路。不惟如此。由于商业经营，尤其是长距离跨省际的贩运贸易，要冒财产甚至是生命的风险。为减少这种风险，弥补个体经营上的不便，江西商人还往往以亲族、同乡或同行业关系组成区域性商贩集团，称为“客帮”。徐珂《清稗类钞》说：“客商之携货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21]商帮经营在江西商人中也很突出。顾炎武说：徽商在外，“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为己身地也。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