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右商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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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江右商研究（上）魏禧《日录杂说》云：“江东称江左，江西称江右。盖自江北视之，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明清时期的官私篡述，多将江西称为江右；江西商人，则被称为“江右商”或“江右帮”。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本文沿用当时的习惯用语，故题名为“江右商”。尽管在江右商中，既没有出现像徽商那样拥资数百、上千万，与王侯埒的富商巨贾，也没有形成像晋商那样网络全国的垄断行业，既不像闽粤商人那样有海外舶来品为奇货，也不像两浙商人那样成为中国近代资本的源头，但是，江右商却以其人数之众、操业之广、渗透力之强为世人所瞩目，对当

2、时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对江右商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和商业资本状况，有助于探讨明清时期经济特别是江西自然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明清时期江西人口的外流与江右商帮的兴起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在南唐两宋时期成为经济文化的行进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富，居各路前茅。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全国在册户口数为2026万余户、4532万余口，其中江西地区为201万余户、446万余口，均占十分之一，其中人口为诸路之首(其次是两浙路，四百三十

3、二万口)。《宋史·地理志》述江南东西路的物产：(自)永嘉东迁，衣冠多所萃止。其后文物颇盛，而茗荈、冶铸、金帛、粳稻之利，岁给县官用度，盖半天下之入焉。历元至明，江西的这一经济优势仍继续保持。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在册户、口数分别占全国的20.2%和23.3%，居各省之首。至明代，虽然人口次于浙江而居全国十三布政司的第二位，但江西每年所纳税粮，据孝宗十五年(1502年)和万历六年(1578年)的统计数，却超过浙江，由此可见产粮之富。其它农副产品如茶叶、纸张、苎麻、兰靛、木竹、油料以及制

4、瓷、造纸、木竹加工、夏布、火药等手工业也都在全国占有重要的地位。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江西本省范围内的商品经济较为活跃，也为江西商人的外出经商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部分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并刺激了豪族大户对土地的兼并。以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为例，当时江西在册户口为136万户、307万口，其中客户、客口分别占36%和37%，而经济水平相近的两浙路，同一时期客户和客口所占比重不过21%和19%，可见当时江西土地占有问题的严重性。此外，被称为两宋江西农民创举的梯田开垦及围湖

5、造田，实际上也反映了部分地区耕地的日渐紧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加上官府的繁役重赋，尤其是赋役不均，导致了鄱阳湖区和吉泰盆地等经济发达区大量农民的脱籍外流。明武宗正德年间，巡按御史唐龙对江西的赋役不均所造成的流民问题进行了全面披露：江西有等巨室，平时置买田产，遇造册时，贿行里书。有习洒见在人户者，名为活洒；有暗藏逃绝户者，名为死寄；有花分子户、不落户限者，名为畸零带管；有留在卖户、全不过割者，有过割一二、名为包揽者，有全过割者、不归本户；……有暗袭京官、方面、进士、举人脚色，捏作寄庄者。在册不过

6、纸上之捏，在户尤皆空中之形。以至图之虚以数十计、都之虚以数百计、县之虚以数千万计。递年派粮编差，无所归者。……大抵此弊惟江西为甚，江西惟吉安为甚，临江次之。[1]据《元史·地理志》，江西行省龙兴）、吉安、瑞州（今高安）、袁州（今宜春）、建昌（今南城）、临江（今樟树）、抚州、江州（今九江）、南康（今星子）、赣州、南安（今大庾）十一路及南丰州，以及江浙行省的饶州（今波阳）、信州（明代为广信，今上饶）二路和铅山州（以上在明清时期属江西管辖），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在册户口为267户、1370万口

7、；又据《明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江西在籍户口数分别为156万户、810口，一百年的时间里，户、口分别减少了41％左右。其间虽有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乱，却也有明初二十多年的生息。从全国统计数字来看，洪武二十四年与至元二十七年基本持平。这就是说，江西户口的大量减少，主要并非天灾人祸，也不是豪门大户的欺隐，而是大量外流，其中包括洪武时政府的强制性大移民。而明神宗万历六年（1578年），全国户口统计数也和洪武二十四年基本一致，江西却又减少了22万户、224万口，户均人数也由5.17口减少到

8、4.36口[2]。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从明初到明末，江西在籍人口减少了近千万。但是，明代江西的流失人口并不去田多人少的赣州、南安，而主要是流往外省，特别是湖广、西南及中原等地。对此，成化、弘治之际曾为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的丘濬作了如下论述：臣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荆湖之人观之，则荆湖之民异于江右；自江右之人观之，则江右之民殊于荆湖；自朝廷而观，无分于荆湖、江右，皆王民也。夫自天地开辟以来，山川限隔，时势变迁，地势有广狭，风气有厚薄，时运有盛衰，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