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历史理性的遗落与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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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历史理性的遗落与重拾摘要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内地电视历史剧，通过泛政治寓言化叙事构成了对强国盛世、改革除弊、反腐倡廉、以民为本等主流观念的历史镜像式隐喻。泛政治寓言化历史剧是文化消费主义与政治教化主义的奇妙混合，通过对民众政治心理的疏导和对政治生态失衡的调整，巩固了大众对主导意识形态的效忠臣属关系。在艺术层面，其历史实用主义倾向导致了主题单一、题材片面和狭隘的民族历史视野等缺失。在文化层面，虽然注意到了现实问题的存在，却在虚构的历史时空中提供了虚假的解决方法；其流行的“盛世叙事”则是一种屈从于传统历史“盛世”话语、背离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民族国家想象。改变历史剧泛政治寓言化

2、叙事格局的关键，在于接续“五四”时代和“新时期”历史剧的现代历史理性传统，建立一种在现代理性精神观照下的具有多元文化价值取向和多种艺术风格追求的历史剧创作观念。关键词历史剧；泛政治寓言化；历史实用主义；现代历史理性一、欲望与镜像：电视历史剧的泛政治寓言化倾向1999年新年伊始，一部根据二月河历史小说《雍正皇帝》改编制作的历史题材电视剧《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档播出。该剧通过修堤救灾、惩办贪官污吏、追缴国库欠银、惩处卖官鬻爵和科考舞弊等情节，塑造了一个国家至上、勤政爱民、刚毅果敢、“用菩萨心肠，行雷霆手段”的大清帝国“当家人”雍正帝形象，与人们此前印象中那个矫诏篡位、阴

3、险狠毒、刚愎自用的雍正形象大相径庭。这部最初定位于中老年观众的历史剧播出后引起的轰动效应，远远超出其制作者的预期，成为不同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观众关注的文化热点，不少媒体更称之为“《雍正王朝》现象”。在分析这部历史剧受到如此广泛关注的原因时，很多批评者都注意到该剧有意无意迎合大众现实政治愿望、在历史叙事与现实语境之间寻求某种对应的文化策略。批评者指出，《雍正王朝》播出之时，“中国的改革正处在关键阶段，有些矛盾比较尖锐，使得老百姓对政治有了更进一层的关切，该剧引起了他们对现实社会观感的共鸣”，“表达了人们对改革事业的一种理解与期待”。（尹鸿：《植根现实的历史热情》）“老百姓

4、对权力腐败的痛恨，对极具创造力和感召力、既有领导能力又有道德感、能满足社会变革要求的领袖人物的赞美和苛求、拥戴和期望，都是由来有自、渊源深厚、极具普遍性的。《雍》剧在内在结构及意象生成上，有意无意作出了拨动观众心弦的审美表达。”（刘扬体《历史题材的深度开掘与审美表达的当代性问题》）“中国老百姓深深地知道，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只能靠‘非常之人’的‘非常手段’来整治、解决。《雍》剧让我们对国家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强的信心和更深的期待。”（黄会林《人是文化的核心》）[i]这些评论指出了《雍正王朝》的一个重要特征，即该剧不仅是一个具有内部意义指涉、相对完整的历史叙事，而且是一个具有指向文本之外

5、的现实社会文化内涵的寓言文本。剧中着力表现的“当家难”主题，适时地传达了内地民众对“改革难”的感慨；剧中用心塑造的“当家人”形象，寄寓着大众对“改革能人”的期待；而剧中所称道的“非常手段”，则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解决改革难题的可行方案。《雍正王朝》事实上构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治隐喻，而这也正是该剧导演的初衷所在。胡玫的一篇谈执导《雍正王朝》体会的文章正题即为《一个民族的生生死死》，文中明言其执导《雍》剧的基本理念是“凡是历史的，都是现实的”，目的则是为了构织一幅“‘东方政治’画卷”。[ii]东方－民族－现实，三个意指明确的时空范畴，定下了《雍》剧作为当代中国民族－政治寓言的基调。《

6、雍正王朝》之后，政治寓言化成为历史剧制作者一项自觉的文化策略，也是其心照不宣的保证收视率有效而讨巧的叙事模式。历史剧的泛政治寓言化超越了所谓“戏说”与“正说”之分，成为整体把握当前历史剧文化的重要视角。其中“戏说剧”以其纯粹的虚构性，为这种政治寓言化叙事提供了更加自由的文本空间。如2000年开播至今已是第四部的《康熙微服私访记》，内容是一系列康熙皇帝以布衣身份行走江湖、遭遇各种社会病弊、为民排忧解难的故事，而任何一个对当前社会现实有所了解的观众，都可以在很多剧情与社会实情之间做出不算牵强的“附会”：从康熙亲自打犁头鼓励农耕，不难想到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从康熙到苏州卖粥促进满汉

7、团结，自然会联想起民族团结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至于康熙因吃假药几乎丧命，愈后扮牙医探明假药来源一事，则可以看成是现实中泛滥成灾的假医假药、假酒假奶粉等层出不穷的关乎人命的造假事件的隐喻；而康熙为了整治买官卖官，用重金买了五天知府做，与赃官斗法，打击裙带关系等整顿吏治的举措，更容易引起观众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类似问题的思考。所谓“正说剧”则可以借助选材、强化、简化和一定程度的虚构，同样可以使“史实”成为观众观照现实的一种方式。《一代廉吏于成龙》被批评者称为近年来最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