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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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上）

2、第1　　　“依法治国”的思想从法学界的学术话题上升为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可能是近二十年来最能让法学家激动不已的事情，也是中国法学界的骄傲。关于依法治国和法治国家的问题，法学家们（主要是法理学家）大致正在做两件事：一件是编制法治蓝图，比如，说明什么是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特征、价值和方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价值研究的方向；另一件是剖析法治现实，分析从人治到法治转型过程中的现状、路径与未来可能出现的实际走向，它代表了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的方向。也有许多人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来做，把法治目标问题与

3、法治现状的分析结合起来思考。但是，无论怎样，法治国家理论中的实证研究显薄弱，法治国家问题的理论研究还需要完成一个从理想到科学、从价值到现实、从“法治之梦”到“法治之路”的飞跃过程。　　因为，中国距离法治国家或法治社会毕竟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要走。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法治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的道路以及目前的路径选择会有哪些困难和障碍等问题，也就是本文所谓法治道路问题的讨论就显出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法治道路”这样一个很大的字眼下面，我想讨论以下几个具体问题：第一，中国为何走上了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第二，中国为何没有走上社会

4、演进型的法治道路；第三，政府推进型法治与时间的紧迫性；第四，什么是最大的法治本土资源；第五，法治的政府推动及其与人民的关系；第六，国家的制度创新与人民群众的积极的关系；第七，法治化进程与时间因素：对法制改革渐进性的理解。第八，法治化进程与知识因素；第九，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变化与行为预期；第十，中西方法治道路的社会代价与成本比较；第十一，政府推进型法治的成本、代价与局限；第十二，政府推进型法治的两难困境与克服问题。　　一、中国为何走上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内部危机与外部压力讨论法治道路问题的前提，是要搞清楚都有什么样的法治道路

5、可供选择。为了不使问题过于复杂化，我只想指出两条比较基本的、又是相互区别的法治道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与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1〕。前者的主要特点是，政府是法治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推动者，法治主要是在政府的目标指导下设计形成的，是主要借助和利用政府所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完成的，是人为设计出来和建构出来的；后者的主要特点是，法治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和演变出来的，是社会自发形成的产物。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有许多，比如时间与知识、目标与结果、成本与代价、创新与学习借鉴等等。当然，除了政府推进型法

6、治和社会演进型法治的划分之外，还有其它的、可能是更有意义的划分方法〔2〕。说明了可供选择的法治道路之后，我们可以从一般意义上对两种法治道路的优劣做一种比较分析，但更为切近现实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会走上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而不是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我们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以政府推动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法治化运动，已经走上了一条政府“变法”的道路。这是一个至少在近期内不易改变的现实。靠近这种现实，研究和理解这种现实，从既定事实出发研究中国的法治道路问题，可能是更有意义的。中国为什么走上了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其主要原因，可

7、能也是唯一现实的原因，是中国社会面临的外部压力与内部危机。所谓外部压力，自然是指自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对古老中国的入侵压迫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的封锁、遏制与渗透，包括“和平演变”。所谓内部危机，就是在西方压力背景下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迟缓、体制僵化所造成的矛盾激化与爆发。　　我们可以首先从人们熟知的中国近代史来看这个问题。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对中国清政府的有效统治和法制统一构成极大危胁。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被迫决定

8、以西方国家法律为参照，修改旧律，以期收回领事裁判权。由此触发出一场最终导致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终结的法制近代化运动〔3〕。中国历史上的法制近代化运动虽然并不构成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启动的法治现代化运动的直接基础，但包括它在内的中国近代历史在中国人心中留下的是一种难以抹灭的屈辱与惨痛。“落后了就要挨打”，这是中国政治家总结出来的且用来警示自己、教育人民的真理，是中国百年来上至国家领袖下至黎民百姓都懂得的一个朴素道理。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现代化道路的起点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从十年动乱噩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人第二次“睁开眼睛

9、看世界”，他们感受到的无疑又是一种危机，一种为他们近代先辈多次感受到的危机，一种要被“开除球籍”的危机。对于这种危机的更加自觉的感受者无疑是政府，因为这种危机同时也是一种动摇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的危机。危机首先是经济上的，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邓小平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