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西方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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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干西方学者关于李约瑟工作的评述摘要　以李约瑟的工作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贡献和意义的讨论作为出发点，进而在一些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在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背景下，对李约瑟的工作中的若干概念、假定与存在问题进行了科学编史学的分析，尝试发现一些国际上中国科学史研究在观念与方法上的新的动向，并就有关问题提出了一些初步总结。关键词　李约瑟中国科学史科学编史学AbstractTakingthecontributionandmeaningofJosephNeedham’seresearchesbyforeignscholars,thispaper,in

2、thebackgroundofinternationalresearchesofthehistoryofChinesescience,analyzedsomeconcepts,hypothesesandexistedproblemsinJosephNeedham’sethodology,andtriedtomakesomesummariesonsuchissues.Key,historyofChinesescience,historiographyofscience　　　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来说，像科学史的其他领域一样，进行必要的编史学（hi

3、storiography）思考，既是一种有意的反思和总结，也可以反过来对过去与现状获得某种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有所展望。由于李约瑟在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本文将以其工作的编史学问题作为出发点，在对一些国外科学史家的有关文章阅读的基础上，进行某种编史学的提炼与总结，并尝试性地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若干理论性问题进行一些的思考。这对于中国的研究者也会是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从李约瑟的工作出发，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编史学问题，特别是对于“李约瑟问题”的重新思考，其意义也将超出中国，甚至东亚科学史研究的范围，并与世界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研究密切相关，

4、除了像“科学革命”这样具体的编史学问题之外，也与更为一般的“元编史学”、科学哲学，乃至于像殖民主义等当代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1]，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这些问题的特殊视角。1中国科学史研究在西方的兴起与李约瑟　　一般地讲，科学史这门学科在西方大约在18世纪开始形成了一些专业学科的学科史，到19世纪，综合性科学史开始成形。到了20世纪，有关的研究更加深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左右美国科学史领域的职业化发展，使得科学史的建制化和学术化走向成熟。但是，在这些过程中，西方科学史家们主要的研究领域，仍是“主流”的西方科学史，对古代科学史的研究，也大多是在与

5、西方近代科学发展相联系的线索与视角下进行的。因而，对于其他“非主流”的，被认为与西方近代科学发展无关的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史，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中国科学史也基本属于此列。　　在此阶段，西方当然也有少量关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其中一些汉学家们做了较多的工作，但汉学家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科学方面。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在西方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还是李约瑟的出现。　　如果略去再早些的准备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开始出版。这部后来在规模上又有了极大的扩展，而且至今仍未出完的多卷巨著，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局面。从技术

6、性的内容来说，它一方面极为丰富地占有了东方与西方的各种没有产生在本质上是‘欧洲的’或者‘近代’的科学，而是产生了普适有效的世界科学，也就是说，相对于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近代”科学。”[6]　　但在大约10年后，李约瑟在他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大滴定》中，对科学的概念又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扩展的说法。他认为在通常的科学史研究中，“所隐含的对科学的定义过于狭窄了。确实，力学是近代科学中的先驱者，所有其他的科学都寻求仿效‘机械论的’范式，对于作为其基础的希腊演绎几何学的强调也是有道理的。但这并不等同于说几何式的运动学就是科学的一切。近代科学本身并非总是维持在笛

7、卡尔式的限度之内，因为物理学中的场论和生物学中的有机概念已经深刻地修改了更早些时候的力学的世界图景。”（[7]，45页）　　基于其“普适的”科学的概念，用席文的说法，李约瑟又使用了“水利学的隐喻”：虽然他并不否认希腊人的贡献是近代科学基础的一个本质性的部分，但他想要说的是，“近代精密的自然科学要比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的天文学要广大宽泛得多；不只是这两条河流，还有更多的河流汇入其海洋之中。”（[7]，50页）对于这种普适的科学在中国科学史中的应用，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之一白馥兰（FrancescaBray）就曾说过，就其意义而言，《中

8、国的科学与文明》使中国科学在西方受到尊重。但是，李约瑟是按照那个时期所熟悉的常规科学史来制订其计划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走向普适真理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