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看中西文字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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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看中西文字功能研究近来喜读徐德江先生的新著《普通语言文字学简论》，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以振奋和启迪。　　从20世纪以来，我国的语言学界一直把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视为指导语言学研究的经典，并把其中的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其实，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早就根据拉丁语与拼音文字的关系在其著作《范畴篇·解释篇》中指出：“言语(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言语(口语)的符号。”他的这种语言文字观就成了以后欧洲语言中心主义的鼻祖。到了19世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才秉承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进一步提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并说“语言和文字是两种

2、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既然是音响形象的堆栈，文字就是这些形象的可以捉摸的形式。”总之，他认为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是：文字只是表现语言和记录语言的工具，是语言的照片，是语言的附庸。　　而中国的语言学界也多附奉索绪尔的语言文字观，而不顾汉语汉字的特点，也大讲文字(包括汉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语言的书写工具等。　　徐德江先生却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结合汉语汉字的特点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胆探索，敢于向中外语言学权威们挑战，勇于坚持真理，不畏任何压力和阻力，经过多年的探究，终于创立了关于语言文字学的新理论。首先提出口语与文字并

3、生论，语言与文字的两个王国论以及从语言的细胞——“语基”和文字的细胞——“文基”来对语言与文字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论析，从而彻底摆脱了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长期误导，打破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的错误“公理”，使语言文字研究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关于语言与文字的研究，张朋朋的《文字论》和申小龙的有关论著也功不可没。他们的这种新探索、新理论，不仅为当今语言文字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同时对汉语的第二语言教学即对外汉语教学也具有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因为长期以来，外国学子尤其是欧美国家的学生被“汉语汉字难学”所困惑。其实，只要把语言与汉字的关系搞清楚，并相应使用

4、恰当的教学方法，编写出以汉字为本位、按汉字字形系统为纲的实用教材，所谓“汉语汉字难学”的困惑就会迎刃而解。在这方面，北京语言大学的张朋朋教授已进行了成功的实验和总结。　　中西语言的文字具有不同的功能。这种不同的功能是由西方拼音文字和以形表义的汉字的不同特点所致。　　西方的拼音文字是西方语言(口语)的书写工具。由于西方的印欧语系是一种形态丰富的曲折型语言，其语音形态提供了该语言的词法、语法、语义各方面较完整的信息，因之，西方语言必然要走拼音文字的道路，所以“拼音文字是书写语言的符号系统”的说法是天经地义的，语言与文字的这种必然关系也是无可厚非的。　　汉语汉字则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拼

5、音文字。　　汉语是孤立型的语言，是以意统形、轻形重意的语言。而汉字又是以形表意的文字，是记录人的思想感情的载体，但不是记录汉语语音的符号或工具。汉字的信息不是靠语音来传达，而是以形表意来传达。汉字以意象结构直接体现汉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部蕴涵，它不仅作为“第二语言”(即书面语言)而与民族思维方式和文化精神融为一体，而且由于汉字以独特的方块字形来储存信息认知信息，这在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阐释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关于汉字的表意功能，早在中国汉代学者扬雄曾在《法言》中就明确指出：“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里的“言”，即指人们口说的语言，“书”，则指书写的文字；“心声”与“心画”均

6、指代表思想感情的“意”。连西方的索绪尔对汉字的表意功能也不否认，他曾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词都是表意的符号。”汉字是汉语书面语言的基本单位，是文章的“细胞”。正如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说：“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六朝时代的文论学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也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之清音，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说明汉字与句子的语音、语法、语义的关系非常密切，其中的“本”和“一”均指“字”是起点。总之，在中国古代书面语言中，汉字是根基。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中总是以汉字的研究为中心。正如王力先生在

7、《中国语言学史》中所说：“西方的语言学和文字学可以截然分开，中国古代语言学离开了文字学就好像无所附丽。”深谙英语和汉语的许国璋先生也说：“从语言的书写形式(汉字)出发，去研究语言，这是汉语语言一开始就有的特点。”“汉语的文字学即是研究古代汉语演变的历史语言学。”　　在中国语言学中，作为研究核心的汉字，其表意功能特点决定了汉语所独有的特点，即强调主观意念，以意统形，重视语义分析，并顾及言外之意，重视“言”与“意”的统一，注重语言的韵律、韵味的表达。这些皆为汉语不同于西方语言的最明显的特点。　　关于中西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