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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2
《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世纪回眸: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嬗变与传承一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是从近代以来对中西文化双重危机的一种历史性反应,它一方面充分褒扬认同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优长,并对其缺陷做了一定程度的反省与批判;另一方面则有限度地接受异质文化的现代化成果,同时又猛烈抨击其负面影响,主张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实现“中国本位”的中西文化调和与互补。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思潮格局中,它既与“唯古是尚”的极端顽固守旧的复古情绪区别开来,又与每一历史时期出现的相对激进倾向形成鲜明的对比。百年一瞬,回首沧桑,在自1898年诞生以来的世纪风云中,中国近现代
2、文化保守主义经历了数个关键性阶段。这些发展阶段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在具体观点或在思维模式上,都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基本特征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首先从历史的“长时段”角度对其发展脉络做一番通盘梳理,是很有必要的。(一)张之洞“中体西用论”诚然,“中体西用”论的雏形较早滥觞于冯桂芬1861年在《校分阝庐抗议》中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命题,此后讲“本末”、讲“道器”、讲“体用”,衍化虽多,终未脱离此思想格局,但其性质至张之洞《劝学篇》则骤然一变。前后相较,其骤变不是体现在文字表述或内容
3、诠释上,而在于其策略重心那并不引人注目的微妙转移。综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薛福成等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围绕着“中体西用”所提出的各项“羼以夷说”的经济、政治主张,固然有其“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的包装掩饰和“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信誓旦旦,但更是一种旨在突破顽固守旧派“夷夏之辨”迁腐观念、开通社会风气的新思想。这个“体用”范式的意图是一种革旧图新的权宜之计,为引进西学和实行变革寻求减少压力和规避风险的弹性与合法性,貌似强调中学之“体”,实质上却是突出西学之“用”。曾国藩的重要谋士赵烈文在秉命阅读《校分阝庐抗议》
4、书稿后,就予以总评:“全书精当处,皆在师夷法;而参用中国前人之说,然凑数而已。”[1]可谓深得其中三味。易言之,早期“体用论”的重心与其说是守中学以卫道,毋宁说是采西学而开新。与此恰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张之洞感喟于“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一是”的局面,“乃作《劝学篇》上、下以辟之”。在该书中,张之洞表面上是集“中体西用”论之大成,实际上却是入室操戈,发生了形同质异的变化。他为“中体西用”做了新的第一阶段。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1920年的发表,是为筚路蓝缕,揭开了现代新儒学的序幕。1923年,张君劢通
5、过“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进一步阐发了宋明理学,藉此来抵抗唯科学主义。1932年,熊十力《新唯识论》出版,建构了被称为中国哲学中唯一系统化的“唯心论的本体论——宇宙论的形上学”的哲学体系,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展奠定了阔大深闳的哲学平台,正如有论者评价,“《新唯识论》的体系的完成,标志着现代新儒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学派性格的挺立与完成”[34]。与此同时,现代新儒学的史学重镇钱穆亦异军突起,先后著述《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国史大纲》等煌煌巨著,回应与清理近代以来“疑古”之史学思潮,为现代新儒学的开
6、展提供了一个平实全面的史学基础。抗战爆发后,在日寇大举入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现代新儒学却也在苦苦支撑的西南大后方通过讲学和著述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大发展。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乌尤寺办复性书院,梁漱溟在重庆北碚金刚碑主持勉仁书院,张君劢在云南大理办民族文化书院,培养了大批现代新儒学的追随者。除办学外,现代新儒家继续笔耕不辍,冯友兰推出了“贞元六书”,建构了“新理学”的哲学体系;贺麟则在《当代中国哲学》等书中创立了“新心学”的思想体系,并论断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也就是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机运,首次明确提出了“新儒家思想”的概念。第二阶段。
7、50年代后,现代新儒学在国内已丧失了安身立命的立足之地,遂转向海外及港台地区。1958年初,香港保守派杂志《民主评论》九卷一期上,刊载了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共同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正如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所指出,“这四人是中国文化传统最为积极与最具诠释力的发言人,所以此篇宣言足以代表保守思想趋势的重要大纲”[35],由此宣告了现代新儒家第二代的正式诞生。宣言长达四万余字,系统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方法、精神生命、伦理价值、心理意义、长存
8、依据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东西文化的差异和互补、世界文化的未来趋向等问题,全面提出了他们的见解。《宣言》在肯定了儒家的宗教性和“内在超越的信仰”后,将本体溶入道德实践,建筑了以宗教道德为中心的价值系统,宣称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困境只能靠发掘人类的“内在的道德良知”、激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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