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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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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1)在我国货币史上,唐代可以称为一个“钱帛兼行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绢帛也“当作流通手段发生机能”,成了“货币商品”,和铜钱同时流通。这种状况,用唐人的成语来说,就叫做“钱帛兼行”。唐人用绢帛作为流通手段的现象,早已有人注意到了。远在清初,黄宗羲就说过:“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1〕晚近,更有人给予系统的考察。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即曾征引不少史料,作过较全面的叙述〔2〕。他指出:唐时的绢帛常被用作贿赂、请托、赠遗、布施、谢礼、赏格、旅费、物价支给、物价表示、赁费、放债、蓄藏、纳税、上
2、供、进献、俸料、和籴、营缮、军费、赏赐等,是当时的一种货币。继之,我国学者李剑农、彭信威……也在他们各自的著作里〔3〕,叙述并肯定了绢帛的货币性能。我们认为:绢帛在整个唐代,一直起着货币的作用,确实是一种“货币商品”〔4〕。他们的研究已经基本上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研究一个历史问题,决不能停止于现象的叙述,还必须更进一步,给那种现象以解释。我们要问:为什么会有钱帛兼行这种事实?为什么在有铜钱流通的情况下,还要把绢帛当作货币来使用?为什么与钱兼行的,不是别的商品,而是绢帛?……这些问题无疑都是应该研究的;可惜在以往的有
3、关著作里,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因而也没有得到满意的解答。如加藤繁的论文,缕缕万余言专叙绢帛的使用,却没有一句话谈到为什么能够使用的原因。看起来,他还根本没有感到问题的存在。其他人的著作里,虽间有涉及的,但又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未曾加以深考。如有的人说:唐人用帛是因为钱少;又有的人说:是因为钱的币值不稳定;都不能令我们信服。因为实际的情况恰恰是,正当唐代后期钱荒严重、铜钱币值很不稳定的时候,绢帛的货币作用却日渐缩小。还有的人说:那是沿袭前代的传统。这也不然,因为市场是最不尊重传统的。例如,开元元和时,唐廷都曾下诏,令大
4、额交易兼用匹段,可是,市场不唯不尊重传统,连诏令也视之蔑如。由此可见,这些说法都扞格难通;问题还依然存在。从我们的观点看来,钱帛兼行是我国货币史上的一个阶段——它是前一时期交换发展的结果,又是这一时期交换矛盾的集中表现;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它的存在和运动有其时代的条件和根据;必须深入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内部,分析生产和交换的特征,以及商品货币关系的状况,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解释。这篇尝试之作就是依照这样的看法,从前人研究的终点上出〔5〕,对钱帛兼行问题试作一些初步的探索。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一钱帛兼行是唐以前货币史的一个
5、发展钱帛兼行有很长远的渊源,是唐以前货币史的一个发展。从唐代以前的货币史上,我们看到:自有铜质铸币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形式的交换——一种是以铜币为手段的交换,又一种是以生产物为手段的交换;铜币始终都不曾是惟一的交换媒介。下面,试简单加以说明。许久以前,李剑农先生即据先秦文献指出过:春秋时期尚以实物交换为主;及入战国以后,金属货币制始渐次确立〔6〕。这一卓见,最近得到考古学上的证实。《新中国的考古收获》说:“春秋战国之际,还处在使用金属货币的较早阶段。铸币的广泛流通是在封建所有制确立的战国中期。”〔7〕不言而喻,
6、在这以前,自然还存在着实物交换(即生产物的直接交换),因为初产生的铜币势不可能一下子便充斥于交换的每个角落,而把它所从出的实物交换全部排除。事实上,就是到了战国后期,实物交换也依然可以看到。如《孟子》书中,以粟易褐、易素、易铁、易械器、以械器易粟、织屦辟纑以易粟……〔8〕就是明证。从总的情况说来,春秋战国时期是铜币流通和实物交换同时并存的。到了两汉,交换的发展使得铜币流通更为扩大,并且定型为五铢铜钱。然而五铢钱仍不是惟一的交换媒介。吕思勉曾经指出:秦汉时期,“民间零星交易,并不甚用钱。”〔9〕我们从汉朝人的货币议论里
7、还可以看到,在不用钱的交换中,有几种生产物显然已起着媒介的作用,那就是布帛和谷物。西汉元帝时,贡禹建议说:“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10〕东汉章帝时,张林建议说:“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11〕这些议论无异是市场上布帛谷物驱逐铜钱的呼声。可见布帛谷物的媒介作用,不唯存在,而且有取代铜钱的可能。汉末董卓之乱,这种可能性确乎被实现了〔12〕。三四十年之间,“钱废谷用”〔13〕。魏黄初二年(公元年),曹丕公然明令:“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14〕虽然此后不久
8、,又恢复了五铢钱的法定地位〔15〕,但布帛谷物并未因此而减少流通。相反,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除太康年间外,铜钱始终都不能和布帛谷物相抗衡。如在北方,自“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直到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才又重新铸钱。可是过了二十多年以后,尽管有朝廷的法令为之后盾,新铸的“太和五铢”仍只能“专贸于京师,不行于天下”。京西、京北、域内州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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