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恐慌”下的“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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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恐慌”下的“自我救赎”摘要：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从江南开始并由此扩散开来的一场妖术大恐慌，使整个社会陷入极度不安中难以自拔，社会各阶层，上至乾隆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均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在此过程中寻求自我保护，社会最底层的特殊群体（如乞丐、僧人等）则成为众矢之的。而最终的调查证明：所谓的“叫魂”案只不过是一场庸人自扰的闹剧。通过分析各群体“自我救赎”的具体表现，试图揭示妖术恐慌得以在全国范围蔓延的重要社会基础。关键词：恐慌；乾隆皇市；地方官员；百姓；自我救赎中国民间宗教古已有之，妖魔古怪，阎罗无常本身就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1768年发生的这场妖

2、术大恐慌却横贯于整个华夏大地，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叫魂》一'书中的“叫魂”，本意是指将人的灵魂偷去，此书中所讲具体的叫魂案，则多与“剪辫”有关，术士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等，使之生病、死亡，偷取其灵魂，为己服务，“叫魂”案首先在浙江出现，后传播至山东、直隶，直至京城。在这一过程中，地方百姓、官员和乾隆皇帝都各有反应，最终却以皇帝的一声令下草草收场。民众不可不说是这一事件发生的重要社会基础。在1768年3月的德清石匠案以及由此而开始的几个案件中，民众都充当了“发起者”的角色。德清石匠一案中，是沈农夫找吴东明石匠将仇人姓名粘贴于石桩并打人河底引起；

3、萧山事件中巨成、净心二和尚在遭村民围攻后，被带到县衙；乞丐丘永年等三人被民众指控剪辫，后被当地捕役抓走。孔先生认为叫魂妖术让“公众情绪受到的干扰及其深广”，以至于直接影响到官员的审案。其实，普通民众面对社会恐慌所做的应急反应，是寻求自我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往研宄者对这一盛世多勾勒出一幅繁荣昌盛的图景：十八世纪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国内外贸易交换不断，国外贵金属进口以及国内贵金属生产增加，货币供应量也随之增加，农民能够专职从事商品化作物生产。但这一时期却蕴含着更多盛世之下难以掩盖的社会问题：人口的数量随着商品经济发展明显增加，生态压力扩大，环境恶化，交换经济同

4、时也意味着社会竞争的出现与膨胀；同时，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不容乐观，经济发达的苏杭地区经历了稻米价格不断上涨的经济困难时期，其他偏远地区自由劳动力的大量出现开始形成人口流动，随之产生一系列社会结构的变化。在普通百姓眼中，商业的发展或许并非能够为其提供致富的可能，反而使其身陷一个充满竞争、拥挤的社会，生存空间变得愈加狭小。书中提到：“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将大量人口挤入一个不断扩大的下层阶级”，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之上，普通民众所渴求的“安居乐业”是可以得以实现的，但正是这种“满足”引起所谓的“担心、疑虑”，十八世纪的中国人害.怕某些“看不见的

5、趋势的威胁”“偷走”他们的生计。流动人口的出现与扩大正是百姓所认为的“潜在威胁”，民众有如“惊弓之鸟”，而僧人、石匠等这些从事特殊职业的群体更是让他们“战战兢兢”。这时，普通人为了摆脱其可能向下的命运，开始借助妖术所带来的社会恐慌，寻求“自我救赎”，将自身所持“利器”不知不觉地对准了较之更为软弱的人群。地方官员作为协调中央与地方的中间地带，真正起到平衡二者的作用，成为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叫魂》一书所提案件中的地方官员，为抵住来自皇帝和民众的压力，多数情况下选择“欺骗”，以实现“自我救赎”，地方官员在扮演哄骗者角色的同时，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了被骗者

6、。如书中所提，地方官为隐瞒案情，减少麻烦，往往欺上瞒下；在审讯过程中，好几件重要案件得以接二连三地翻供，案犯常在逼供之下颠倒事情黑白，地方官员屡屡受骗。浙江一案中，蔡捕役将戴着“镣铐”的正一和尚带到自己家索要钱财，方能为其“消灾”，因正一无财，蔡捕役开始编织一连串谎言“自圆其说”。地方官员作为知识分子，对民间妖术传播的可信度显然会有很大的怀疑，但“保一方太平”是其职责所在，当有人状告民间有人“剪辫”导致人心惶惶，社会秩序紊乱，他们的本能反应则是及时镇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在已确信某一事件结果的情况下，审查更多地便是为其寻找合理的解释。更重要

7、的是，官员并没有将剪割发辫的妖术与反满族统治加以联系，因此从未想过有将之立即奏告朝廷的必要。按照官僚责任制的常规，一项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确认，地方官员就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基于政绩的考虑，没有人希望在皇帝那里留下其“治理地区多有事端”的坏印象。在乾隆皇帝面前，地方官僚作为一个集体性的存在，为保“乌纱帽”的自我救赎促使各省官僚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均对皇帝封锁消息，当乾隆皇帝发现自己被“蒙在鼓里”时，为时已晚。一场场看似公正的“审判”在全国各地有条不紊地进行，民众所得到的社会保障少之又少，根深蒂固的官僚政治体系为顺利结案提供了安全保障，

8、社会恐慌似乎只是为官员治理社会添加了一种催化剂，至于百姓的福祉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