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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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2001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平稳发展，全年论文约二百余篇，与去年基本持平[1]，但整体水平有所提高。其特点如下：一、理论和方法的讨论继续深入吴承明先生全面阐述经济史方法论问题，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价值判断是必不可少的。他主张要有两种价值判断：实证的（positive）和规范的（normative）。作实证判断时，应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产生或运作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即严格的历史主义，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分析时，则可以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评议历史事件的潜在效应和长远后果，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

2、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所作判断的历史局限性[2]。本年，关于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兼而有之的争论仍在进行。高德步坚持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有很大区别。作为实证科学的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史的经验验证；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3]。赵凌云也提出：如果作为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的划分成立的话，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经济史不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历史学，而应该是研究历史的经济学。经济史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采用经济理论作为方法的历史研究。这是因

3、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是为经济学服务的。同时，经济史的产生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想象，要研究经济历史或者要对历史进行经济分析和解释而不运用经济理论[4]。李伯重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他指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4、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但是，李伯重也指出：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其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最后，李伯重指出：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唯一的方法。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5]。对于西方经济学理

5、论的作用，在经济史学界也有两种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史研究的灵魂是创新，其关键不是什么新理论的引进，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对此，赵凌云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新经济史革命”的几个层面都是值得中国经济史学界借鉴的。在运用经济理论方面尤为迫切。传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运用理论，但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一般历史观和历史理论，不是具体的经济史观和经济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经济史，主要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我们固然需要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但更需要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这就需要运用经济理论[6]。吴承明先生曾经指出：

6、在方法论上，史学家是比较保守的[7]。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部分学者拒绝使用经济学方法。他多次指出：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他主张：一是利用它作为思考方法，包括它的经济史观；二是利用它作为分析方法[8]。二、创新意识有所增强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应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此前这方面的研究素称薄弱，仅有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中心线索的概括和刘佛丁等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波动周期的探讨。本年，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逆向运作》一文[9]进行了大胆探索，第一次提出并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具有政治

7、性周期的特征，以及制约政治性周期的制度性变量因素。文章提出的“政治性周期”，是指像近代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政治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周期由四个阶段构成，即：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官营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膨胀阶段、政府维持成本提高和财政困难阶段、扶持民营经济或失控阶段。制度性变量因素则是指产权制度、宪法秩序、政府能力和意识形态。所谓逆向操作，是指当局者为了求得发展速度或某种特殊的利益，跳过事物低级和简单基础发展阶段，而致力于“高级”和“复杂”的经济事物形式，尔后却又从“高级”向低级、“复杂”向简单的逆向而行。作者认为，

8、政治性周期和逆向运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正面作用。其正面作用表现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