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番薯在山东传播的原因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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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乾隆年间番薯在山东传播的原因及其意义番薯又名甘薯，山东俗名地瓜，属于旋花科块茎植物。因其含有大量淀粉，可以作为：粮食的代用品。番薯原产于美洲，后传人吕宋，明万历年间传人闽广，清乾隆年间开始传人山东，鸦片战争前后逐步推广全省，后成为山东劳动人民的主要食品，在有些县分，几乎取代了其他粮食作物，约占每年农村人口主食的三分之二。因此，弄清番薯在山东农村传播的程度及其原因，对番薯在山东全省传播历史进行研究，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为什么番薯在山东的传播如此迅速．而又很快为全省劳动人民所接受呢?这要先了解清朝山东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情况。明末清初，经过了长期战乱，山东农村遭受到极大破坏。人口锐

2、减，土地荒芜，出现了田多人少的局面。据顺治初年记载：山东“地土荒芜，有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者，……荒多丁少”。[1]以兖州府泗水县土地情况为例，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清丈田亩，共有“额地五千七百余顷”。此后，“人死地荒”，到“清朝初纪”，再一次清丈地亩，“不满二百顷”，只剩了不到3．5％的土地。[2]以兖州府峰县人口情况为例，明清之际，“数十年来，民弃本业”，“流离转徙，亦已过半”。[3]此外再如东昌府高唐州，“崇祯庚辰、辛己年间(公元1640年一公元1641年)，饥荒兵燹，逃亡殆尽。至国朝定鼎，户口尚称寥寥”。顺治四年(公元1667年)，高唐“豁除逃亡人丁

3、四万五千五百六十二丁”。[4]清平县“自明季鼎革兵燹后，清邑屡经残破，户口寥寥”。顺治四年，全县“豁除逃亡人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一丁”，只剩“人丁一万八千六百有奇”。[5]莘县在明崇祯年间，有三万五千八十三丁。“国朝定鼎以来，户口寥寥”。顺治四年统计，“除豁逃亡人丁二万七千七百七十丁”。只剩了七千三百一十三丁，相当于崇祯时的百分之四点七。[6]随着清初政治上的稳定，山东在经济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康熙末年，“休养生息，民康物阜，万民享乐。利之休庶，娄获裁培之荣，较前已为倍盛”。[7]这些对清统治者阿谀恭维之词，未免有所夸大。但自此之后，山东人口骤增，土地垦殖日盛，确是历史事实。自乾隆年

4、间开始，到鸦片战争前为止，从山东全省人口数字与土地总面积来看，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1)，全省总人口为，12，769，872人，土地(民田)为97，105，407亩，人均土地为7．6亩。[8]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7年)，全省总人口为25，634，566人，土地(民田)为96，?14，003亩，人均土地为3．77亩。[9]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全省总人口为25，477，633人，土地为92，491，670亩，人均土地为3．62亩。[10]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全省总人口为28，958，764人，土地为98，634，511亩，人均土地为3．41亩。[11]从上述

5、人口、土地数字来看，自乾隆十八年起，到嘉庆十七年为止，近六十年间，山东的土地只增加了1，529，104亩，增长率为0．16％；而人口却增加了16，188，892口，增长率为123％。人口增长率大大超过了土地增长率，人均亩数，由7．6亩下降到3．41亩，下降了一半以上。人口与土地增长比例严重失调，因而就出现了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矛盾。山东农村在清代每亩土地产量多少?每年每人平均所需粮食多少。这首先要弄清楚的。青州府高苑县地处黄河以南，就土质来说，处于山东各县的中等水平。康熙年间记载：“家以八口为率，户三十亩。时虽丰稔，亩之所入，不过一钟”。[12]按“钟”为春秋时齐国的“公量”。即四升

6、为豆，四豆为区（瓯），四区为釜，—卜釜为钟。以后来的升斗石汁算，为六石四斗。春秋时代的升，约等于今市升0．2升。合计当时每亩产一钟，相当于今一石二斗八升。每家八口，每户三十亩，每人平均3．75亩，丰收之年，每人每年平均4．8石，完全可以温饱。但在嘉庆年间，每人平均亩数小于3．75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是在丰收之年，山东劳动人民，也难免受饥挨饿。频繁的灾荒，是山东劳动人民迅速接受番薯普遍推广的又一因素。山东在历史上是一个老灾区，素有“十年九灾”之称。康熙年间，就不断的发生水旱灾荒。乾隆以后，重灾大灾，相继发生。乾隆十一年左右，山东半岛登、莱、青三府，连年发生罕见的水旱灾害，各府州县

7、，城乡内外，尽成泽国，饿殍盈路，死亡枕藉。当时在潍县做知县的郑板桥，作《逃荒行》。诗记之。“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卒豺虎，……豺狼白昼出，诸村乱击鼓。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13]这次大水灾，经过了三四年之久，才得以恢复家园。但十年之后，到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午)，潍县周围，又发生了特大灾荒。魏来朋的《鬻子行》对此有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