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东汉刘秀的治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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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东汉刘秀的治安思想王瑞山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字文叔，西汉末年南阳郡（今湖北省枣阳市）人，西汉高祖九世孙，东汉开国皇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共33年），谥号光武（谥法日：能续前业日光，克定祸乱日武），史称汉光武帝。刘秀自幼丧父，依叔叔刘良种田为生，直到28岁。王莽末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刘秀兄弟聚集亲友故旧和乡亲起兵造反，后建立统一的东汉王朝，经过刘秀的励精图治，勤勉治理，本已破败衰微的国家逐渐恢复昌盛，被后世称为“光武中兴”。刘秀深知社会治安秩序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在执政期间，奉行儒家治理思想，平定盗贼，为政宽简，大力减轻民众负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

2、推崇儒学，注重教化顾炎武曾盛赞东汉良好的风俗教化，他说：“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莫尚于东京（指东汉）者。”①这与刘秀推崇儒学、注重教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一是尊孔崇儒，统一思想。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刘秀面对当时世风不古、人心涣散的思想倾向、动荡的政治和残蔽的经济状况，他非常注重运用儒家的伦理纲常，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统一和稳定人心，以加强思想统治。因此，刘秀致力于复兴儒学，以儒家治国安邦的伦理纲常来加强思想统治。首先，他大力提倡尊孔崇儒，引导社会习儒之风。刘秀为了表率尊孔，多次亲自或派遣大臣到孔子故里曲阜参加祭孔，不断封赐孔子嫡裔。如建武五年二月，“封殷后孔安为殷邵嘉公”；十月“使大司空祠孔子”

3、；“封孔子后志为褒成侯”。②其次，刘秀重视对皇室子弟进行儒学教化，刘秀选择了精通儒学的张湛和桓荣作太子太傅，教他们学习儒经，接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刘秀还要求对皇族、贵族进行儒学教育，使诸王“结发学问，修习礼乐”③。通过学习儒经，使他们从小就受到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懂得用儒家伦理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减少了日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为稳定王朝统治提供了重要保证。第三，刘秀鼓励群臣研习经学，刘秀鉴于“前汉匡、张、孔、马皆以经师居相位，而无所匡救，”因而“尊经必尊其能实行经义之人”。④刘秀经常同群臣一起研习经学，“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⑤“旦听朝，至日晏，夜讲经听诵，坐则功臣特进在侧，论时政毕，

4、道古行事，次说在家所识乡里能吏，次第比类。又道忠臣孝子义夫节士，坐者莫不激扬凄怆，欣然和悦”。⑥刘秀还提拔和赏赐特别精通经术的大臣，如拜“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的戴凭为侍中。清朝史学家赵翼说：“是光武诸功臣，大半多习儒术，与光武义气相孚合。盖一时之兴，其君与臣皆一气所锤，故性情嗜好之相近，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谓有是君即有是臣也”。刘秀的思想统治策略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变相的规定了思维的范围，通过教化使人自觉不自觉地将思维纳入了这个范围。二是兴办学校，推行教化。刘秀在中元元年（56年）“起明堂、灵台、辟雍”，迅速修复这些文治教化设施，使三雍成为举行礼仪活动的重要场所，并使之实现其政教用途。三雍的

5、设立，标志着东汉不象西汉侧重武功霸业，而是重视礼乐教化，以表现其对儒家政教理想的认同，辅助其推行“修文堰武”的政策。刘秀充分利用这些礼制建筑进行礼仪活动，在明堂举行祭祀、在辟雍举行乡射、饮酒礼，在灵台辨云物、观休征，促进了儒家礼制建筑和儒家礼仪活动的融合，实现了西汉以来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他在封禅泰山时，告祷天地日：“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设瘁序。”④将建三雍与和修五礼一起强调。刘秀修建并重视三雍，证明了他是采用儒家礼乐教化来治理国家。标志着东汉政权对强训“德治王政”的认同，更象征东汉对礼乐教化的重视。刘秀于建武五年（29年）“初起太学”。立五经十四博士制度，作为太学教化的师资力量。又

6、置博士祭酒一人统领十四家博士，使太学进而成为一个有校舍有组织领导的机构。以此为基地，加强对文化精英的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刘秀还“幸太学，赐博士弟子有差”。“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库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⑧太学成为对东汉文化精英进行儒学教化的集散地。此外，刘秀还鼓励民间私学的发展，扩大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影响。范晔指出：“自光武中兴以后，干戈稍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库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曹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碟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许多名儒开办私人教育。如精通《欧阳尚书》的牟长在河内办

7、学，“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私学教化与官学教育相结合，使民众接受儒家伦理道德教化，扩大了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的影响。班固在《两都赋》中有“四海之内，学校如林，痒序盈门”的颂美之词，可见当时地方学校之兴盛。二、爱惜民力，发展农业刘秀“尝于民间，颇达情伪，见稼穑艰难，百姓病害”，他也非常重视民生，要求官吏爱民、安民。一是提倡节俭．薄取于民。生活节俭可以减少社会物质的消费，可以减轻农业生产的负担。如果社会奢侈之风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