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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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连科与超现实主义　　阎连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是评论界所说的“超现实”作家，文学史上的又一个赵树理?还是一个因改写“现实主义”文学规范而使文学面貌大变的探索者?在一个文化激变的环境里，人们的见解难免会五花八门。“正体是指正统的、主流的文体模式，而奇体是指非正统的、边缘的问题模式。”“九十年代以来的长篇小说问题，正处在这种正衰奇兴语境中。”(王一川)[1]“为什么你的写作让我想起赵树理?因为他的写作里，经常有农村政治，特别是文化政治的内容。”“《受活》可以说在这方面是在继续赵树理的写作路子，

2、只不过你不再受写实的限制。”(李陀)[2]“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力，受制于现实主义。说得过火一点，我认为什么时候打破现实主义，冲破现实主义，我认为才有发展。”(阎连科)[3]“这是最土气的中国农村生活，却又包含了最大胆的文学重写历史洞穿历史的那种思绪。”(陈晓明)[4]“超现实主义竟然成了一股潮流?现在回头看，我想提出一种看法：在当时文学写作中各类‘解放’的努力中，其实是这种非写实或超现实写作成了那时候最明显的打破枷锁的动力，支持了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形成了现代汉语写作历史上一次最

3、大的解放。”“但是，这次解放不是没有代价，而且，依我看，代价太大。”“这种反叛性质”，会“带来很复杂的结果”(李陀)[5]……人们都注意到了阎连科思维和文体的“离奇”，可发现的却是各不相同的根据。不过，文学界仍然承认了他“超现实”作家的地位，众多研究文章和文学史记述已经向人们这样表明。但这么快地得出结论是否应该?它是否会带来对作家写作丰富性的“简缩”，或阻滞对这种丰富性进一步展开的可能性的追问?而我最担心的是，既然文学史本来就是文学编辑、作家和批评家们的一个公开的“阳谋”，是该行业想象历史的典型

4、方式，这种文学史图式讨论问题的空间可以说已经非常逼仄，我们抛开这一文学游戏规则非与他们“大唱反调”是不是一定值得?说老实话，这是今天我能够意识到的怎样走进阎连科的小说世界，又怎样与它拉开一定距离和保持研究的清醒性的一个最困难的地方。一、怎样理解“超现实主义”一九九八年，当阎连科推出他带有浓厚超现实色彩的重要小说《日光流年》时，八十年代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即“寻根”、“先锋”小说)已经谢幕。余华头脑灵活地转向“现实”，《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被证明大获成功。马原从对西藏高原的玄想中回归现实

5、社会，可他已经不写小说。“寻根”、“先锋”的大将们这时都拿下古怪玄奇的文学面具，给人“返朴归真”的日常感觉。对文学潮流天生不敏感的阎连科，当前者好戏连台且锣鼓喧天时，那时可能只是一个局外人。可谁承想，不过就几年，他却以荒诞而鲁直的风格震撼了文坛，出足了文学风头。今天文坛现象之难料，就像是人间社会纷繁离奇之万象的逼真复制。《日光流年》记述一个叫做三姓村的普通村落的农民，为逃避四十岁患喉堵病而死的奇怪“天意”，掘地、修渠和种油菜的惊天动地的故事。中间插叙蓝四十卖肉，司马蓝等人卖皮等等惨不忍睹的小说细

6、节。读罢便知，这确实不是赵树理、柳青等当代乡村题材名角创造的“经典叙事”，更与梁斌们的“红色经典”无缘。作者甚至让司马蓝游离于八十年代以来那些令人眼熟的乡村叙事之外，独辟出另一重小说的天地来。如果这样理解，阎连科确实成功了。他理解的“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可能就是这些。自然得承认，他小说叙述风格之残忍与极端却是上述各家所乏有的，所以它的深刻、犀利与彻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作品文本和我们对当代中国乡村小说的见识。《日光流年》的奇绝之处，是以“超常”写“正常”，以“不可能”写“可能”，这些反常态的

7、叙写，确实照出了中国人几十年浑然不觉的所有荒诞和全部的挣扎。阎连科虽说跟不上“先锋”名角们夸张的疾步，可他对“超现实主义”理论的读解却比他们深透。“我不是要说终极的话，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我写《日光流年》，不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些，而是为了帮助我自己寻找这些。”[6]“事实上，并没有什么真实的生活摆在你的面前。每一样真实，每一次真实，被作家的头脑过滤之后，都已经成为虚假。”尽管这种对“超现实”的“理解”很难说与现实主义经典理论有根本不同：“真实只存在于某些作家的内心”；然而他却以为，“那它

8、，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超越主义的现实主义”[7]。他清醒意识到，“所谓文坛，其实就是一个名利场”[8]；但“写作”终究还要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无法去把握”。而面对“明知重复又无可奈何的重复”的“新重复”[9]，一个作家的“出路”就在于怎样不断地“变化”[10]。在我看来，作家们更多的状态似乎是挣扎于“生活”与“小说”之间，他要“超越”生活(社会俗见)和小说(文学史成规)，又不得不与它们一次次达成无奈的妥协。他是在妥协的方案中找到对写作更有利的出路。如此去看，阎连科不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