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北京歌剧院空间想象

《[建筑]北京歌剧院空间想象》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国家大剧院与北京都市空间想象李建磊邱运华内容提要国家大剧院是北京21世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建筑之一，作为一个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国家大剧院涵纳了社会生活的大量内容，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与未来、精英与大众，均在此有充分的呈现。可以说，国家大剧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文化研究方法研究北京城市空间想象的模型，它见证了历史，也映射了对于北京城市空间想象的驳杂面相。关键词国家大剧院权力美学全球化传统性精英趣味市民世俗欲望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天空因国家大剧院划过的圆弧而更加富有意味。随着国家大剧院主体工程的竣工，围绕它的无休止的争论也将步入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事件，国家大剧院牵

2、动万人之心，除了它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内涵，似乎更具有一种精神力量。国家大剧院凝聚了浓烈的意识形态因素，即国家的、民族的、甚至时代的要求。对此，这个新出现的空间和场所，已经作出了强烈的暗示。这种暗示像一个个磁场，相互交错或结合。意识形态在这个空间中转化，精神力量在国家大剧院的物质形体上得以沉淀，在检视跟国家大剧院相关的公众讨论后，笔者认为，从国家大剧院跃入我们视野的那一刻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讨北京都市现代性的核心议题的机会。在21世纪北京都市文化的风景线上，国家大剧院也许可以成为解读这个时代症候的索引之一。作为一个新的城市公共空间，国家大剧院并不是单纯被动的地理环境，而

3、是权力话语、意识形态以及消费主义进驻公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绝妙注脚。它一方面向权力话语敞开了意义的通道，另一方面也为市民大众提供了想象的空间。一、国家大剧院的诞生与权力美学国家大剧院于2001年12月13日正式开工建设，建设期间国家大剧院所涉及的任何动作都引起了国人的热烈讨论。国家大剧院位于天安门广场与人民大会堂的西侧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占地11.89万平方米，与天安门、故宫遥相呼应。国家大剧院的外观呈现为水滴性几何体，在考虑到区位、日照、文化以及与周边建筑物的协调等因素之后，建筑物的外形和表现方式随之而定。这座建筑最引人注目的外部特征是呈半椭圆形的钢结构壳体，椭圆形屋面以钛金

4、属板覆盖，中部为渐开式玻璃幕墙，其东西长轴为212.20米，南北短轴为143.64米，建筑总高度为46.285米，地下最深处为32.50米[1]。国家大剧院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威严高大的形体特征表征着“权力美学”在新时代都市生活中的全新演绎，这种“权力美学”一方面表现出阔大与崇高的形体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神圣与不可违逆性的权力意志。根据学者朱大可的研究，权力美学“主宰了当代中国的公共建筑思潮”。“权力美学一直试图让民众接受这样一种理念：大尺度、大体量和大景观，是衡量建筑的惟一美学尺度，也是评判官员政绩、经济发达、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的主要尺度”。[2]新中国成立后，“权力

5、美学”在国家的指导下演化出了新的主题，北京长安街成为政治叙事和权力美学的中心，一轮又一轮的“权力美学”叙事轮番上演。如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也亟欲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雄姿，于是具有高大的形体特征并且糅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和苏联建筑风格的人民大会堂作为“权力美学”叙事的主角登台献演，拉开了“权力美学”叙事的序幕；之后，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和军事博物馆共同见证了上世纪50年代的沧桑岁月，也见证了权力美学的激情演绎；而上世纪80、90年代兴建的前卫时尚、富有现代气息的建筑如国贸大厦、国际饭店和恒基中心见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创举，同时也将权力话语编码进了建筑符号之中；新世纪，国家大剧

6、院继续演绎着“权力美学”的建筑叙事，大剧院长轴(东西)212.20米，短轴(南北)143.64米，并且使大剧院的东西轴线跟人民大会堂重叠。中轴线是权力空间的辨认基线，处于中轴线与水平线所形成的十字坐标系里的国家大剧院再生产了国家主义全新的权力意象，它与长安街的其他建筑群共同构筑了精心策划的政治象征符码，完成了国家在新时期对于权力分布关系的完美想象。权力美学不仅仅体现在以国家大剧院为主的新的建筑群所呈现的建筑符码象征意义上，而且也体现在建筑规划的决策过程之中。或者我们可以说，建筑符码在其社会生产中的特征和含义，比它们所指涉的象征意义更为重要。据2000年7月14日《长江日报》

7、报道，在国家大剧院规划设计的前期曾经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甚至引起157名院士/专家联名上书。[3]但最终国家力排众议采纳了法国设计师安德鲁主设计、清华大学协作的水滴形设计方案。在这场决策过程中，强大的、高度集中的、无可置疑的行政威权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它使公民投票、专家评审和最终遴选都处于权力美学的掌控之中。决策者在这场决策过程中扮演了神笔马良式的北京城市文本的书写者，权力则充当了“起死回生”的神笔，完成了北京都市空间的新的政治想象，这种想象包含着国家对于“未来”的期许，同时也包含着对于意识形态的坚守。透过历史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