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

《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1、国外小农经济研究主要流派述评美国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anual），伦敦1988年版，第283页。）。50年代的这些理论，各自从不同的方面强化了重工轻农的发展战略。不幸的是，凡遵循这些理论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农业凋敝，工业发展也没达到预期的目标。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兴盛时代。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模式正是结构主义分析的一个典型代表。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具有刚性、滞后、短缺、供求弹性低等特殊性，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所以不可寄希望于市场

2、调节，而应发挥国家干预作用，进行结构调整，有计划地对资本积累和工业建设做出安排。应当指出，结构主义兴起有着深厚的时代背景，40年代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成功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初期经验都给人深刻的印象；当时西方走红的凯恩斯经济理论关于国家公共部门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的主张，也对结构主义者从一个方面给予了鼓励。反过来说，结构主义思潮一旦盛行，无疑也会对各种类型的实践包括苏联的实践产生反作用。我们无法确切估计苏联改造传统小农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股思潮的暗示和鼓励，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各种历史背景的作用下，重工轻农政策的实施在苏联推行得最为激烈，以至达到“

3、唯工业化”的程度。在“唯工业化”思想指导下，在占世界1／6的土地上，苏联首次对小农经济进行了大规模的、有步骤的改造，前后共持续半个多世纪之久，不论成功与否，都不失为一种有理论、有实践的模式，值得后人回顾与咀嚼。　三、斯大林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模式斯大林模式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国内已有相当一批研究成果，这里只就农业经济政策即斯大林关于小农经济的基本观点和实践做一简要评述，斯大林模式不完全等同于前苏联的理论和实践，如20年代初即列宁晚年时期，苏联成功地推行了“新经济政策”，以后又有布哈林对该政策的竭力维护；不过，从联共（布）整个历史看，斯大

4、林模式无疑占据了主导地位，统治苏联达半个世纪之久，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东欧和中国等国家。一般认为，1928年初斯大林宣布以非常措施实行粮食征集，实质上就已正式开始建立斯大林模式。当时明确宣布两项非常措施，一是要富农按国家规定的价格交出全部余粮；二是对拒不服从者，竟决定援用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刑法第107条把他们送交法庭判罪，余粮由国家没收。这实际是一次暴力征收，而且实施的范围远不止被划定为富户的产粮户，因为大部分粮食在中农手里。粮食收购危机暂时克服了，但同时开启了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侵夺农民利益的先例。斯大林反复强调，在基层，许多党组织都遵循这样一个简单

5、公式：不加入集体农庄的人就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不仅有政治高压，还有经济处罚，即对个体农户征收高额税，许多个体农民被迫加入集体农庄。而强制势必带来农民的普遍不满和反抗（注：朱森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N.　Juceny,　　TheSocializedAgricultureoftheUSSR,PlansandPerformance），斯坦福1949年版，第133页；科林：《布哈林和布尔什维克革命》（S.F.　Corning,　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PoliticalBiography,18

6、88～1938），牛津1973年版，第323—324页。）。据近年才公布的苏联历史档案披露，农民毁坏集体财产，放火烧掉粮食，威胁和袭击农庄领导人的恐怖行为时有发生。仅1930年就发生约2000起暴乱事件，卷入农民达70万人。这里不排除敌对势力的挑唆，但暴动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足以反映农民强烈的对抗情绪。面对农民的反抗和1930年春天出现的大规模退庄的回潮现象，斯大林决定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不惜动用正规部队镇压，甚至出动了飞机大炮。斯大林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家，他握有巨大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所以，他改造小农的理论上的失误直接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仅从农

7、村经济看：其一，全盘集体化运动造成农业生产力的大破坏。许多农民在集体化高潮中大批屠宰耕畜、毁坏农具等生产资料，使耕作能力严重倒其二，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下降。30年代的粮食平均年收成低于20年代，直到二战爆发前，也没有恢复元气，农业总产值一直没有实现五年计划所要求的增长指标（注：瓦伊托夫·格里申：《苏联农业经济：组织和计划》，北京农业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又据贾斯尼计算，1928～1938年间，农民平均收入降低20％（注：朱森尼：《苏联的社会化农业》，第75页。）。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相比，农村经济凋敝，“所有的财富就像钻进大地一样

8、，都消失了”（注：转引自沈志华：《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29页。）。其三，农村商品经济的载体——新兴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