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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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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十世纪汉字问题的争论与跨世纪的汉字研究一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字的历史古国。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的科目设“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书”是识字教育,汉代郑众说,“六书”即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1]。它是周代小学教育科目中最早教授的[2]。这说明,周代不但有了识字教学的科目,而且已经产生了分析汉字形体结构的科学。汉人称文字学为“小学”,在经今古文斗争中,一批古文经学家利用汉字因义构形的特点,把分析汉字形、音、义作为解读儒家经典的津梁,使文字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学相
2、应的地位。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做出了“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的有名论断,汉字在中国文化传播中的崇高地位已确定无疑。汉代为汉字确立的这种崇高地位,经过历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借助诸多名人书法的传扬,又由于被汉字书写的典籍越来越多,汉字用于外交政务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而日趋巩固。只要看历代纂集“小学”专书数量之多,就可以知道前人对汉字的重视。自全面整理、确立汉字形义统一原则、描写汉字总体系统的《说文解字》之后,正字(规范)之书如《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广存异体之书如《碑别字》,搜集俗
3、字之书如《龙龛手鉴》……一代一代,编纂无穷。汉字变成每一时代首先需要关注的一种解读前代文化、书写当代文化、存于后世文化的工具,它自己也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要素。封建时代宫廷和上层文化对汉字的崇尚,在变成一种统治文化的观念后,对群众的影响是无形的。民间的“敬惜字纸”之风,便是这种崇尚汉字的观念对民众心理的浸透。18—19世纪清代的乾嘉学者,继承和发展了汉、唐的经学和小学,通过对大量古50年代的汉字改革,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论,但是,20—30年代提出的问题,对最终要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所产生的一些疑虑,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归纳起来
4、,这些问题是:(一)汉字是适合汉语的,它与拼音文字优劣恰好互补。几千年来,汉语与汉字的使用者习惯了用字形和音节来区别词与词义,用字面的造字理据来沟通字与词。如果一旦完全改为拉丁化这种表音的音素符号,虽然是取彼之长而改我之短,是否可能同时又是弃我之优而用彼之劣?(二)为群众扫盲和初等教育所设计的文字改革方案,如何能与高等教育衔接?在高等教育中需要掌握更大量的语言文字材料,甚至还要掌握古汉字、古汉语,会不会由于文字改革走拉丁化道路,在初等教育结束后,给继续提高带来困难?(三)一个民族不能没有历史,现代文字如果完全改为拉丁化,到了
5、一定的阶段会不会产生历史典籍无人读懂、优秀传统无法继承的后果?这三方面的问题,同样出自爱国的思考,既是现实的,又是深刻的。如果不做出有说服力的回答,我们的工作将会引起许多思想的困扰。然而在50—60年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的机会。五从70年代末开始,关于汉字的争论又一次活跃起来。这一方面由于科学讨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上述那些关于汉字改革的疑虑得以充分发表出来;而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后期,信息时代不宣而来,汉字在信息处理上又一次面临考验,触动了改革它的初衷。但是,80—90年代汉字问题的争论,具有与
6、前两次争论完全不同的社会背景:首先,在80—90年代,为文字改革作准备的三个措施——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作为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施行了40年左右,由文化垄断和复古思潮所引起的人为的汉字繁化现象,得到了初步的解决,特别是在普及教育问题上,由于初等教育阶段需要掌握的字量不算太多,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又为识字教学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汉字与普及教育的矛盾缓解了;而与此同时,汉字简化在总体方案制订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经过一个阶段的实践,有所暴露。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问题更为明显,取消
7、“二简”又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用科学的汉字理论指导汉字整理工作的重要性。加之,在80—90年代,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和对历史传统的急迫呼唤这两个表面看来十分矛盾、实际上却相辅相成的社会实际,带来了关于汉字的很多新问题。例如,古籍整理要采用计算机这样的现代化手段,必须建立字形繁多的古籍字库,汉字编码字符集的字量因而必须扩充。大量文物文字出土,解读、整理、贮存这些新的字形、字体,也使汉字问题远远超出了普及教育的范围。在20世纪50—60年代,从主导的思想说来,汉字的废除已成定论,只待时日,许多措施都是在这一主导思
8、想下产生的;而在80—90年代,废除汉字的定论已被打破,汉字的命运成为一个允许讨论的问题。这样,汉字的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应用研究,都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以上现实,使20世纪末关于汉字的争论,带有了不同前两个时期的全新色彩。一个世纪以来,汉字顺应封建文化发展带来的种种弊病,使爱国的中国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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