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政治学转向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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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哲学的政治学转向论文.freelatic）的哲学问题，因此，那些问题虽大，却不重要。所谓重要，就是对生活而言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重要性就是相关性（Importanceistherelevance）。哲学所必须关心的问题未必是思想上最大的问题，却一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我愿意把这种哲学选择称为哲学的正宗选择（Thefundamentalismofphilosophy）。假如人类生活道路无可选择，那么就不需要智慧，或者说，没有自由就不需要智慧，因为如果没有自由，智慧就无用武之地，反正没有什么可想也没有什么值得想的；而既然人有自由，生活需要做出选择，这就需要选择的理由，

2、人们需要知道为什么这样的选择就比那样的选择“更好”或“更正确”。生活的错误无法反悔，所以人们最怕选错了事情，而选错事情是因为想错事情，所以“给个理由”就成了性命悠关的命运抉择。去寻找能够肯定某种选择并且同时否定其它选择的理由就是在寻找否定某些自由的理由，只有需要去否定某种自由，才需要智慧，很显然，如果人有无需限制的自由，那么无论做什么就都同样是对的了，因此，完全自由也不需要智慧，既然都对，就都无所谓。只要明白了无自由和完全自由都不需要智慧，就知道只有当拥有自由并且同时需要用自由去限制自由时才需要智慧。生活的所有重要问题都表现为“选择什么并且不选择什么”，而给出选择的理由

3、是一个严重又可怕的思想挑战，因为其实没有人知道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也没有人真的知道什么是好的或者什么是错的。人们胡说，而且只好胡说。2．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知道什么”是为了“做什么”。无论是希腊还是先秦，人们所需要的知识从一开始就都是试图知道“真正的道理”以便能够做出正确的生活选择，只不过希腊人相信“去知道”就是去客观地“看”（theoria），而中国人则相信需要用心去“听”（闻道）。但希腊人和中国人都相信，存在着真正的道理，它胜过所有的胡说和想象，因此能够决定人们所需要的好生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试图通过逻辑论辩而发现绝对严格的概念和命题，而孔子则诉诸人性事实（仁）

4、以及最适合发挥人性优势的制度（礼）。这样不同的努力塑造了两种知识类型：必然的知识和命运的知识（Knoicus)。由私利私仇所决定的私敌只是“敌人”这个概念的浅层含义，而由原则所定义的公敌才是“敌人”的深层含义。施米特还进一步相信，如果没有了敌人，政治也就没有了，那么人类的日子就过得没有意义，最多剩一些混日子的“逗乐”（娱乐业和体育）。施米特的“敌人”政治学可以比较成功地解释人类政治冲突所以永远难以化解的一个深刻而隐秘的原因。但这一理论似乎主要适合于解释西方世界以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意识，却至少不适合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国的政治思想碰巧与敌人理论有着几乎完全相反的政

5、治意识：从根本上说，敌人不是一个不共戴天的固定实体，而是一个需要化解的情景性事实，所以，化敌为友才是真正的政治原则和政治问题——树敌太容易，根本不成问题，因为它不需要答案；而化敌才构成一个需要解决方案的问题。中国的政治理解在政治哲学上又更深入了一个层次。有趣的是，德里达在晚年也提出了一个称为“友好政治学”（thepoliticsoffriendship）的问题（不知道是否受到中国哲学的启发），他自己认为是从亚里士多德关于友谊的讨论中获得的思想线索。亚里士多德的友谊理论虽然也涉及政治问题，但主要属于伦理学，而且思想比较简单，虽然充分肯定了友谊的好处，却没有发展出“化敌”理

6、论，而没有化敌理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原则和政治理论。德里达同样没有深入到“化敌”问题，而只是反对了施米特式的敌人意识，推荐了“无敌人”的友好假定。因此，德里达虽然敏感到了与施米特相反的一个思路，却没有能够深入问题。最后可以简单讨论政治哲学一个可能发展的新空间。到目前为止，国际流行的政治学是以西方政治学为主导的政治学，它只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国家政治学以及从属于国家政治学的国际政治学，而没有发展出以世界作为分析单位的世界政治学，因此造成相对于全球化运动的理论滞后，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在未来将会形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显然有必要未雨绸缪，在这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就显示出深厚潜力

7、来，特别是“天下”这一蕴涵巨大理论空间的世界概念。关于这个问题方方面面，可以参见我的“天下体系”理论，它是把天下概念开拓成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尝试，其中试图打破西方的狭隘的政治分析框架，并且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新的政治关系和政治问题的理论体系，包括政治世界观、世界管理、文化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的普遍传递性，等等问题。在此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