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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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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利缺席城市化难以为继刘守英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常住人口计算,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已达53%,2030年将达到66%。然而,刘守英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中国公共政策论坛上表示,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中国真正的城市化率只有35%。53%这个数字,只能证明中国在硬件城市化上的成果,距离完成人的城市化还任重道远。11月8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在哈佛大学提出了他自己对于中国新一轮城市化的观察和看法。他认为,新一轮的城市化需要解决三大问题:怎么把人“装”进城市;采取何种城市化推动机制;以及如何为人们提供同等的城市公共服务。 权利
2、缺席,中国城市化难以为继嘉宾
3、 刘守英采写
4、 赵玮雯 中国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5% 在上一轮城市化中,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实现了物质上的增长,把城市的框架基本搭了起来。 物质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将人“装”进城市里。 从数字上说,如今已经有过半人口住进了城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住在城市里的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53%代表的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而全年在某地居住达六个月即为常住人口。刘守英说,从2000年到2010年,新增城市人口数的43%来自流动人口,42%来自区划调整,15%来自自然增长。目前,中国60%的城市人口都是流动人口
5、。这2.6亿流动人口,生活在城市,却无法享受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 他说,如果按照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城市户籍人口来计算,中国的实际城市化率则只有35%。那么,如何弥合从35%到53%之间的差距,是未来城市化面临的巨大挑战。 把人“装”进城市,并不仅仅是让人们搬进城市,而是要将一视同仁的城市公共待遇一并“装”进来。让没有城市户籍的流动人口也享受到平等的公共权利。 城市化须从政府主导走向市场推动 上一轮城市化,是由土地财政推动的,包括土地圈占、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土地抵押。“土地推动的背后是什么?是政府。”刘守英说。政府推动主要依靠两个机制:土地抵押融资
6、和规划。“政府推动城市化,钱从哪儿来?”他接着问。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典型调查,政府资金的五分之一为卖地所得,其余则为土地抵押融资。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公告中显示,到2013年底,全国84个重点城市土地抵押融资已经达到7.7万亿。 刘守英总结,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模式即为,以规划为工具来建设城市,以土地抵押来发展城市。 而今后城市化的推动工具,也将发生转变。土地市场如何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推动?前期规划时,如何让同样利益相关的老百姓参与到规划进程中来?如何改变自上而下的规划制定模式?未来城市建设投资如何从政府负债走向新的投资主体?这些
7、问题都需要解决。 如何实现?他说,首先,城市大量存量用地与城中村的剩余土地,必须通过价格机制,实现更好地利用;其次,完全自上而下的城市规划模式需要进行调整,要增加土地产权拥有者与相关方面的参与度,用更多样性的规划来协调各方利益,让各方真正地分享利益;最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再继续完全由政府投资。他认为,无论中西部城市还是沿海地区城市,都有较大的投资潜力。他以广东的“三旧改造”(即“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为例,在广东的新型城镇化试点过程中,城市更新改革资金的70%来自社会资本。因此,试点城市已经从政府主导、政府卖地、政府负债的模式中跳了出来。
8、 现有城市化造成大量利益受损者 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虽然把城市建了起来,“但事实上,在上一轮城市化的过程中,是有大量利益受损者的。”刘守英说。 他们是谁? 一部分是被征地后不能获得合理利益的农民。 刘守英曾在2013年提出,应尽快完善并出台《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增加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他说,在现行法律下,被征地农民在收到按农业产值倍数计算的土地和安置补偿后,从此失去了土地及相关利益,农民称之为“一脚踢”,《土地管理法》及中央政策要求的“长远生计有保障”也难以落到实处。另一方面,由于对农民房屋如何补偿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征地过程中,要么对农民
9、补偿过低,要么被违规违建、漫天要价,靠讨价还价解决补偿问题,造成征地拆迁成本越来越高,影响城市化进程。 2006年前,中国每年征地数量为450万亩左右,此后平均则达到了700万亩。这也就成为了社会冲突、官民冲突和抵制城市化的导火索。 “60%的群体性事件,都是跟征地有关的。”刘守英在讲座中说。 城市化的另一部分利益受损者是原来居住在本地,却又被划入城市的原住农民。 他们被划入了城市,在城乡结合部盖起了房子,解决了居住问题,但也丧失了利用土地进行劳动的权利。大量农民离开土地,使得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比例大幅上升,这些地方也成了治安案件的高发区域。刘守英
10、认为,如果不破除城乡二元规划、土地、融资、社保等制度,不仅会使得城市病滋生,还有可能酿成重大社会问题。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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