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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下)到他们自动放手,才能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充分享受民主的形式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也有涉及“反官僚”主题的小说,比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刘绍棠《田野落霞》,等等。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反官僚主义”和“揭露阴暗面”被有意识地等同起来,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歌颂”与“暴露”的历史论争借此获得了现实的延伸。但是,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姚文元的另一段叙述:“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阴暗面’,那这一面首先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
2、级敌人的地下的破坏活动,其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人的心中还严重地盘踞着,他们阴暗的内心是社会主义阳光所照不到的。文学要帮助人民把这些‘阴暗面‘ 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下)到他们自动放手,才能充分享受民主。我们现在充分享受民主的形式之一,就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不经过斗争,官僚主义恐怕是不肯自行消亡的。”也有涉及“反官僚”主题的小说,比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刘绍棠《田野落霞》,等等。在姚文元的文章中,“反官僚主义”和“揭露阴暗面”被有意识地等同起来,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歌颂”与“暴露”的历史论争借此获得了现实的延伸。但是,真正值得注
3、意的是姚文元的另一段叙述:“如果说,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有‘阴暗面’,那这一面首先就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地下的破坏活动,其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某些人的心中还严重地盘踞着,他们阴暗的内心是社会主义阳光所照不到的。文学要帮助人民把这些‘阴暗面‘从生活中铲除掉,那就要以鲜明的党性去揭露社会主义敌人的丑恶的本质,揭露他们阴暗的活动同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中间必遭覆灭的命运,批判那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官僚主义,当然也应当批评,我们从来就主张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去揭露工作中的缺点,我们反对无冲突论。但官僚主义并不是社
4、会主义制度的产物,也并不占主要地位或统治地位,因此,不能够把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人都丑化成人民的敌人,或者把官僚主义描绘成统治一切的力量,仿佛现在我们社会中已经被官僚主义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了。”在此,姚文元把“揭露”的合法性只是限定在对社会主义“外部”(“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流氓、盗窃犯同一切敌视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之中,同时把官僚主义解释成为“一种旧意识旧作风的残余”,而“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官僚主义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或者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可能重新产生包括官僚主义在内的社会现象,所涉及到的,已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命题。如果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产生官僚主义
5、,那么,所谓的“继续革命”就将失去它的理论支持。尽管“继续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能走多远,完全取决于具体的政治局势乃至制度创新的可能性,但它实际包含的恰恰就是80年代展开的“异化”问题的讨论。而我下文可能涉及的,则是在60年代,这一问题如何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题重新展开讨论,而所谓“官僚阶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了出来。而我以为,在“阶级斗争”的名义下,隐藏着的,可能正是对“现代性”,包括“科层制”的某种焦虑,所谓科层制,正是包含了官僚化与专业化两个特征。 在这一意义上,不仅党内高层从未放弃过对“官僚主义”的思考甚至由此引发的焦虑,即使中国作家在某种政治压力下,
6、也没有因此拒绝“反官僚、反特权”的主题,某种平等主义的政治诉求一直贯穿于中国作家的写作之中。当代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于,这一“反官僚、反特权”的主题尽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评,不少中国作家也因此获罪,但是,这一主题却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延续了下去,而且,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写作模式。 如果我们将《重放的鲜花》中的某些作品置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史中加以考察,那么,这一时期的“反官僚主义”的写作,应该说,仍然是相对温和的。在许多的作品中,这一“官僚主义”仅仅被叙述成为一种“作风”问题,这一“作风”问题既有科层制所带来的官僚化原因,比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刘
7、宾雁《本报内部消息》,等等;也有干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渐脱离群众的现象,比如刘绍棠《田野落霞》、李国文《改选》,等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对“阴暗面”(姚文元语)的“揭露”,仍然遵循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也就是说,仍然被严格限定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政治范畴之中。但是,1958年以后陆续出版的小说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对这一类“干部”的批评,已经远远超出了“作风”问题,也不是仅仅用“官僚主义”这一概念就能解释的。或者说,对“阴暗面”的“揭露”,不仅没有停止,反而逐渐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尤其是在6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