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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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论文.freelentalRa2tionality,HarvesterWheatshesf,1991,P76、77。(11)(12)《实践与反思》,46～47页,49页。(13)这里,我们之所以特别注明“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而不是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因为在90年代,对于现代性的理解与80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80年代被当做反现代性或前现代性的东西——如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到了90年代被许多学人视作另一种现代性的方案,一种不同于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方案。(14-16)利奥塔:

2、《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1～2页、67～68页、7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17)《文学评论》,1985(5、6)。(18)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读书》,19852.(19)刘再复:《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读书》,19852、3)。(20)当然也有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学与外部事物的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刘心武。但刘心武这样说的前提是承认文学的“内部规律”的优先性。参见刘心武《关于文学本性的思考》,《文学评论》,1985(4)。(21)参见鲁枢元《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文学评论》,198

3、5(4)。（22）参见王岳川等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16页,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3）80年代美学文艺学的第三个主导话语是科学主义。虽然当时也有人对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科学的适用性问题提出疑义,但就总体倾向与主流而言,科学主义思潮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但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美学与文艺学研究,而且相信自然科学的范式可以不加转换地应用于人文科学。刘再复在谈到80年代文艺学转机的原因时候,把“自然科学带给社会科学以巨大的影响,迫使社会科学不得不接受自然科学的思维成果”当成原因之三(参见刘再复《文学研

4、究应以人为中心》)。比如80年代初红极一时的系统论美学、控制论美学、信息论美学等。这种倾向还见之于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对普通心理学的简单搬用。一时间中国的文艺学美学文章中出现了大量的图表与自然科学术语,比如“熵”、“大脑皮层”等。（24）刘再复:《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文汇报》（25）值得指出的是,刘再复把“人本主义”与“物本主义”对举,但他所谓“物本主义”的“物”大致上相当于“自然”而不是现代工业创造的物质世界,从而与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批判的“物本主义”存在本质区别。这一点更表明近代西方启蒙主义的人本主义对刘

5、再复的支配性影响。它们都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把人是视作绝对的目的。今天看来,这套人类中心主义话语从其当时对极“左”政治的批判而言具有不可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其对于自然的道德价值的忽视则在今天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刘再复把作为价值论命题的“人是目的”与作为创作论命题的“人是目的”,即作家要尊重笔下人物的独立个性相提并论,也表明其文艺思想的意识形态本质。（26）（27）（29）参见王岳川等主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17页等处。（28）《文学研究应以人为中心》,《文汇报》,1985-07-08。

6、,（29-33）关于“失语症”与重建本土话语的讨论还可以参见曹顺庆、李思屈《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文艺研究》,1996(2);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东方丛刊》,1995(3)。可以《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文艺争鸣》,1994第2期)一文为代表。该文从后现代主义理论出发批评启蒙主义现代性及其西方中心主义,但又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呼唤“中华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90年代中国学界,从“后学”出发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批判,经常与民族主义结盟从而被纳

7、入文化乃至政治的主流话语,丧失了自己的应有的边缘性、颠覆性与批判性;而这种现象在“后学”的发源地西方第一世界却并不存在。我想这或许是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本身就是在西方外力的驱动下被迫启动的,它导致了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特定的现代化语境使得对于现代化的反思常常带有民族主义色彩。即使是对似乎与“外在世界”最无关的“纯”艺术美学的问题,如,文体问题的讨论,也带上了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参见刘再复的《论80年代文学批评的文体革命》,《文学评论》,1989(1)。《论文学的主体性》。（34）参见拙文《市场

8、化、世俗化与文化共识》,《天涯》,1998(3)。（35）参见拙文《文化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语境》,《文艺研究》,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