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法制，遏制政府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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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全法制，遏制政府投机文，高旭欲有效防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单靠社会动员式的短期反腐运动远远不够，只有切实落实“依法治国”，重塑法制权威，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做到标本兼治。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作为一种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投机行为普遍存在于现代政治生活之中。转型阶段，我国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更是呈现出形式多样化、诱因复杂化、高频集中爆发等特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之诱因复杂多样，但是，在利己人性和社会文化氛围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制度在规范政府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

2、事，甚至走向反面。”不同的制度状况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亦是大相径庭的。也因此，防范政府机会主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高效稳定的制度支撑。政府“代理人”在不断追求效率提升和分工细化的现代社会，“委托一代理”关系广泛地存在于金融经济、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由于“事必躬亲”既不理性也无可能，因此便需要不同行业的“代理人”，来接受我们的委托承诺，代为行事。现代民主政治亦是一种暗含着委托一代理关系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不论是基于自然权利之上的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抑或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民主，在遵循人民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实际政

3、治运作都是民选政府代为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正如J．S．密尔所言，好的政府是能够使人民通过政治参与得以培养其优秀品质与美德的民主政府，而在受到地域和人数规模限制的条件下，希腊城邦式的直接民主并不值得期待，因此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只能是代议制政府了。此时，全体人民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委托人，政府是代理人；人民将立法行政等部分权力委托于政府，以此换取和平有序的生存环境及各种公共服务；政府则在履行职责的同时获取相应权益。然而，实际的政治运作永远赶不上理性的理论设计。同样，如制度经济学所验证的，基于性恶论的“经济人”假设，当委托一代理的双方一旦

4、利益不一致甚至出现利益冲突且信息不对称时，自私自利的代理人往往会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并且，相较于经济活动的委托一代理行为，由于公共选择的复杂性，以及政府的信息获取优势和缺乏竞争的垄断性地位，政治领域往往比经济领域更容易滋生机会主义。形式多样的政府机会主义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基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基于博弈次数（频率）的短期化行为，以及唯上级马首是瞻的“应声虫”现象，等等。中国政府间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主要包括两层结构。首先是全体人民依法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与

5、国家政府间形成一级委托。然而，由于各级人大尚未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有效监督，因此，此种委托一代理仅在法理层面发挥提供合法性依据的作用。在现实的政府治理体制中，中央政府作为实际委托人与各地方政府构成占政治主导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在这样双重甚至多重的委托架构之中，政府机会主义多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为了自我政绩标榜，劳民伤财建设各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利用上下级政府间信息不对称优势，谎报瞒报，骗取财政支持与政策优惠；片面追究经济绩效，忽视生态环境保护，高污染高能耗地竭泽而渔式发展；抓住转型时期规章制度尚不完善之软肋，打擦边球，钻

6、制度空子，甚至出台某些不合理的地方性规章维护私利；在秩序维护与社会治理过程中，盲目“维稳”，屏蔽民众意见，压制社会不满情绪，等等。除了上述现象，权力寻租、官员腐败是最为普遍且影响恶劣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依据民主理论，政府行为的合法性源于对人民意志的体现，这种应然性决定了政府利益不能与任何私人利益以及其他集团利益相捆绑，政府机构的权威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拥有区别于其他所有组织的自身利益。同样，政府官员所掌控的权力源于一个个供职的职位，其利益和任何私利都不会耦合，职位的权威深深地根植于其孤独之中。官员出于投机，贪污腐败，其实质就是公利与私利不分，

7、将私利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的以公徇私，结果除了当事人自身要承担身败名裂的风险，更会严重削弱执政党、政府当局以及现有法律制度之权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的利己本性是造成机会主义行为的内在动因。只要“经济人”的自利动机不变，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就随时可能发生。在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改革开放政策、市场经济转型所开辟的无数新财富和权力、急剧膨胀的物欲野心与清贫漫长的仕途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进一步助长了以官员腐败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经济放活，财富激增，使政府官员面临着无限诱惑；同时与此相悖的是，尽管政府行为主体竭力追逐额外收益，然而“人民

8、公仆”的特殊职业身份决定了政府官员不可能明目张胆地进行权钱交易，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利用已有资源攀附权势，获得升迁机会，投机取利。转型时期普遍的社会信仰缺失和道德滑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