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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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世纪小说的城市异乡书写　20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新的焦点性题材向度，除了揭示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小说，还有大量作家作品对“城市异乡者”的观照。这一命名隐含着一个动态的过程——“乡下人进城”，“乡下人进城”是伴随着晚清中国现代化追寻的步伐就开始出现的社会现象，但浩浩荡荡的两亿多农民进入城市确实是到20世纪末才成为最主要的社会转型景观，它标志着稳态的乡土农耕文明社会结构正在加速解体。“城市异乡者”成为当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中一个新社群、新阶层，这个身份界定有其形象性和科学性：他们是突入城市的“异质”，城市将是他们一代甚至几代人的“

2、异乡”，而乡村也将不能再安妥他们被城市文明招安的灵魂，他们遭遇到了空前的文化身份认同的困境，在自愿非自愿、自然非自然地接受着身份的“异化”，本质性的一个“异”字恰切地凸出了这一介入、冲突、挣扎的精神历程。农民的迁徙流动是人文学科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20世纪文学史上关涉“乡下人进城”的文本自鲁迅始香火不断，更有人往前追溯到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但最近几年，呈现农民进城赶生活的历史情景以及期间所遭逢的精神挫折才真正成为小说家无法回避的表述时代的入口。　　“城市异乡者”书写拓展了传统乡土小说的表现阈限和内涵。前此的乡土小说多是以乡下“

3、本土”上发生的故事为“本事”，或者以浪漫的姿态表达对乡土依恋的“根性”，或者站在启蒙的立场强调对乡土愚暗的批判，那些出入于乡土、落脚于城市的“乡下人”在精神气质上属于现代文明、常常是以乡土作为精神还乡地的知识者，所以乡土小说所传达的风情、风俗和风景是较为纯粹的乡土气息；而以农民工为书写对象，注重的是投生于城市角角落落的乡下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空间，对城市文明与农耕文明矛盾冲突的揭示适时地反映了“乡土中国”嬗变为“工业化中国”的艰难历程，也描画了乡土文学转型的轨迹。当下阎连科、王安忆、铁凝、刘震云、刘庆邦、方方、孙惠芬、魏薇、墨白、尤

4、凤伟、荆永鸣、吴玄等一大批作家作品把进城农民作为描述对象，丰富了新世纪文学的表现空间和精神蕴藉，但总体上，此类创作还需要更为坚实的现代理念和审美情感的支撑。　　乡土作家伦理处境的两歧性是目前“城市异乡者”书写一个突出问题。无庸置疑，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存在着极大的误区，它没有把农村作为现代进程的积极因素纳入经济框架结构，也没有为农村人尊严地融入城市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思想豁蒙以及经济保障，造成了“城”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心理，而现代文明所暴露的弊端又使作家主体一方面先入为主地将城市文明定性为“恶”、把乡土文明定性为“善”，一方面从日

5、常生活到个人精神追寻和理性维度上又对“现代”持有好感，以城市为参照声讨城市化造成的城乡差别正说明了这一心理矛盾，这种伦理的两歧性已经严重僵化了乡土小说家思想探寻的广度和深度，对底层或维护或批判、非此即彼式的套路隔膜了知识分子对真实民间的表述，内在精神的紧张、抵触和割裂也疏淡了对于民族性的深入开掘，恐怕这其中就有作家“乡土经验”片面的因素。　　在现代“文学体系”的构建中，文学的社会属性、作家成分、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语言模式和传播方式等所有要素整体性、根本性的转换才意味着文学现代转型目标的实现，这里边历史观的问题不可忽略。

6、“21世纪初小说叙事中呈现出来的农民的当下心态、行为的变化，赋予了现代化概念一种道德伦理上的暧昧，而进城农民的主体尴尬又暗示着现代化进程的诸多缺憾。这类小说的叙述主体差异是对作为知识者的小说家身份、态度的多元呈示。”①其中，文化保守主义对文坛的渗透使大量乡土小说以文化守成为意旨，表达对传统伦理秩序和生活模态的顾恋。在一个价值失序、大众文化独擅胜场的时代，重回传统自然蕴涵着重建文化秩序的热望，有其积极的一面。张炜在《刺猬歌》中重塑了野性充溢的风情野地，并把野地风情与现代发展二元对立提出，深刻地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非人的、堕落的一面，“

7、在大垒里做工的都是村里的穷人、外地的童工，他们什么劳动保障都没有，工资低到了让人不敢相信的地步，……紫烟大垒是咱老百姓的血汗拌水泥、白骨当砖头砌起来的”②。乡下人渴望经过打拚实现身份的转换，“融入城市”的过程充满艰辛和挑战，也常常换来的是歧视、辛酸和痛苦，甚至最终一切落空，如范小青的《像鸟一样飞来飞去》（《上海文学》2005年第10期）和墨白的《事实真相》（《花城》1999年第6期），其中的人物怀着对生命的真诚进入城市寻找乐园，而个人生存就是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的世仇，它把你逼进命运的错误之境，你永远没有足够的余裕和智慧揭开事实真相

8、，找到幕后元凶，所以城市乐园是这些异乡人找不到安全感的“外景地”，无措中生命本体只能充满恐惧和分裂。而反过来说，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正是由“移民”为发端的，从晚清起一批批青年就被抛出传统轨道卷入都市洪流，这一变迁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趋势，其间也充满了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