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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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主要有“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三种形式。其中“以法抗争”这种新型的农民维权活动在方式和内容上都表现出明确的主动性和政治性，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农民从诉求外部力量的上访请愿向依靠自身组织起来维权的转变，对于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关键词：维权活动抗争形式政治目标农民组织一、有关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解释框架目前主要有两种，即斯科特的“日常抵抗”和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美国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

2、8226;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从东南亚农民的反叛与起义问题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冲击，用“生存伦理”（subsistenceethic）这一重要概念来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并提出了农民“日常抵抗”这一重要概念。他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而走险。而农民的社会公正感及其对剥削的认知和感受，植根于他们具体的生活境遇，同生存策略和生存权的维护密切相关。因此，如果不去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不

3、去探寻那些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的丰富涵义，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便会误入歧途，就可能将农民隐蔽的抵抗与积极的合作混为一谈，从中作出错误的政治、经济决策，诱发社会动乱”[i]。为了具体描述农民的隐蔽的抵抗，斯科特还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基础，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这两部著作。他指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的。为了回避这些风险，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

4、量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等。这些被称为“弱者的武器”（.由于农村知识精英的加入以及农民减负反贪这些具体的目标难以实现，使目前农民的抗争目标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些知识型抗争精英就认为，目前农村出现的问题不仅仅是某些干部的所作所为，而是国家政权体制出了问题，他们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很难在现行的体制框架内得到解决。为了淡化由于提出具体目标不能实现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抗争精英也相应地改变了“问题化”策略，将“目标”和“问题

5、”从具体的权益向抽象的权利转化。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有些抗争精英明确提出了要解放“现代农奴”这一目标。这标志着农民政治诉求发生了重大升级。四、农民以法抗争的组织特点“以法抗争”的另一个显着特征就是抗争精英的维权活动具有明确的组织性。农民抗争精英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稳定组织网络，来实现协调和计划行动。在中部地区农民进行抗争时，就有直接命名为“减负组”，“减负委员会”，“减负监督组”，“减负维权会”的农民抗争组织，有的地区农民还在筹建政治性的农民协会。目前各地农民的以法抗争组织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有一定数量的意志坚定的抗争精英。这些农

6、民抗争精英的身份特征较为复杂。其中起主要组织和领导作用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他们大都对国家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有一定的了解，并能掌握地方政府在处理农民抗争事件上的基本态度。在他们看来，尽管没有进行选举式村民授权或国家正式组织的授权，由于他们代表了农民的利益，而且他们在一起组织了“代表队伍”，所以他们就成为了“减负上访代表”。这些抗争精英的行为，已具有了相当强烈的政治信仰色彩。在他们看来，党的利益与农民的利益

7、是一致的，党中央是农民的保护神，党的政策是农民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尚方宝剑，所以只要他们以执行中央的“减负”政策和其它诸如推进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的利民政策为旗帜，以维护农民的经济利益和争取合法的政治权利为目的，他们的行动应该受到法律保护，他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和必胜的。因此，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与普通农民相比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那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他们宣称以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及农民的合法权益为己任，为此不怕流血牺牲。第二，具有明确的宗旨，即维护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赋予农民的种种合法权益。成立抗争组织的直接

8、目的是进行集体抗争，抗争组织的宗旨是维护合法权益。他们这些“减负代表”集合起来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减轻农民负担，依据是中央文件精神，最初的措施则是联名上访。但是，“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和“联名上访”都同时又是他们集合起来的目的。这样，实际上使他们的目标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