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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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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迪·罗思曼:中国的农村危机(下)论文.freelondLococo最近到大寨访问了郭凤莲,她在那里是党委书记,现在那里大多数农民在一家香港上市公司所有的水泥厂、一家生产男衬衫的工厂、一个煤矿或一家酿酒厂里工作。"我们在发展一种多种经营的经济,农业收入只是一小部分",她说。在典型的农业村庄里,现在农业产量还不到总产量的1%。学术界和政府官员认为农民的数量必须减少。"农业的解决方法不在农业本身",一位官员宣称。"完全清楚的是农村人民将来的富足不是主要取决于农业,而是为在农场里工作的工人以及新加入农业劳动力大军的人
2、寻找更多的非农业工作,"美国经济学家盖尔·约翰逊赞同道。减少农村劳动力要遵循发达国家制定的模式。1950~1980年期间,美国、日本和丹麦的农场就业率减少了65%~70%,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500%。"如果像1940年那样,美国农场的就业是1000万,不是现在的200万,那么耕作所挣的收入会比现在低得多-可能还没有1940年挣得多",约翰逊说。即使中国农场的规模没有扩大,减少农民的数量也能提高生产率和收入。例如,在台湾,农民的数量已经减少了,但是农场的人均规模-1.1公顷-不比1967年大多少。但是在
3、1967~1997年之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400%,基于在传统耕作上的发展,雇佣一个农民就可以做10个农场的实地耕作,这样就允许那些家庭中的劳动力从事非农业性工作。中国沿海的一些省市已经开始遵循台湾的模式,创办了农民所有的"土地共有合作社"。村民们合作经营他们的土地,并且把耕作工作留给少数人,让他们把种植从谷类转为经济作物(水果和蔬菜),他们还能投资那些有利于提高产量的化肥和灌溉设施。其他的家庭从事非农业性工作-同时还能得到合作社中挣的一份利润。必须停止耕作的农民数量并不少。一位农业部的研究员告诉我们,他估计中
4、国能以1.5亿农民的数量来维持现在的农业生产水平-因此反对现在农村5~7亿的劳动力总数。劳动部长说他要在2005年以前让4000万农民离开土地。美国农业部估计在未来的十年内,每年有800~900万中国人会放弃农业耕作工作,盖尔·约翰逊同样预计农民人数每年会稳步下降800万人。数百万农民中一部分想离开农业的人将会在农村寻找到制造业或服务业的工作岗位,但是不少人指望向大城市跑。80年代集体农业组织解散,农村劳动力剩余,恰好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而需要低工资工人,于是向城市流动。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差异较大。1978~198
5、3年间,每年从农村到城市的净流动人口估计为470~730万人。据一份研究报告称,1984~1990年,每年流动人口约为850万人。目前在城市从事临时工作的人,即"流动人口"约在1~2亿人之间。如果中央政府不加管理,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将会变得很大。1955年中国采取了苏联的办法,即户籍登记。这种户口办法一直承袭下来,使一名流动人员几乎不可能在城市获得住房、就业、教育、医保或食物配给。这放慢了但并未停止农民进城的流动,并在城市居民中出现了底层成员。许多城市关注着向外来移民提供服务所需的成本,而农民则为城市带来了利益
6、。外来移民从事的是城市居民不愿做的活。在北京和上海的饭馆里很难找到操本地语言的侍者。外来移动人口工作时间比本地的长25%,收入则为本地的25%。因为这些人没有户口,就不具合法身份。不能获得本地居民享有的住房、保健、孩子就读的权利。尤其在广东省,邻近香港,这里的廉价劳动力成为出口型合资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农村已经从对外移民中获取利益。移民将自己收入的20%~50%寄回他们家里,或者将储蓄带回家乡开办一项小的事业。1995年移民们的汇款占四川省GDP的7%。又据中央政府估计,全国范围内的外出打工的移民的汇款在199
7、7年为240亿美元。数百万农民必须离开土地,但并非所有城市人为此感到鼓舞。在许多国家里关于外出打工的移民是否有利的问题展开着持续的争论。中央政府让农村-城市间的人员流动更为容易。一位官员称,我们已把城镇和农村间的传统的相互关闭的关系给打破了。但是中央政府并不希望农民流向主要城市,那里国有企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政府鼓励农民流入小的城市和大的镇(人口在10~20万人之间)。(二)税收改革反对乱收费和乱征税的农村地区的造反成了中国社会稳定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一年中国领导层决然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承
8、认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朱镕基说,农村地区税收和收费改革是一场重要的革命。在限制地方政府收钱的同时,中央政府向农村乡镇提供并不充分的教育经费。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朱镕基已经发动对农村税制进行全面检查,其目的在于减少农民的负担,并提高中央政府的有关投入。但是对此仍然存在疑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研究人员说:"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领导人就号召降低农民税收。十年来他们一直这样说。他们每年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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