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理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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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DI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理性思考[摘要]在全面回顾和分析国内外税收优惠政策对FDI引资效应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可以看出FDI的流动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鉴于我国税收政策对FDI的效应正在不断弱化，我国应及时推进两税合一。一味片面夸大其作用将严重阻碍内外税制的统一步伐。　　[关键词]FDI，税收优惠政策，效应弱化　　一　　关于何种因素决定FDI的流动，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在FDI的投资区位决策中扮演何种角色，国内外的研究颇多。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影响FDI流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这些因素

2、包括：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规范的商业和法律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充足的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自由的利润汇回机制、充分的争端解决机制等。不仅同一因素对不同类型FDI流动影响的大小不同，不同因素对同一类型FDI流动的影响也不同。税收政策作为东道国体制和法律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是影响FDI流动的诸多因素之一。早在1978年，Root和Ahmed利用41个发展中国家1966～1970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他们依据年度人均FDI的流入量，把这些国家分为没有吸引力的、具有适度吸引力的和

3、高度吸引力的国家三类。44个变量被选择当作潜在的重要影响因子，以鉴别这三类国家组。在6个和政策相关的影响因子中，三个与税收水平相关。其中，公司税率被证明是鉴别三类国家组的有效影响因子，然而，税收激励法规和税收宽免没有被证实是有效的影响因子。Agodo对在20个非洲国家拥有46项制造业投资的33家美国公司进行了计量分析。回归结果也同样表明，税收优惠并不是影响FDI流动的决定因素。尽管这一时期的多数　　这一方面是因为，从我国FDI的投资结构的演变来看，尽管来自港澳台的小型投资者的比例仍然不低，但港澳台

4、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中小资本向我国大陆进行大规模产业转移的阶段已逐步结束。我国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引资阶段，大型跨国公司资本的进入将成为主流。跨国公司选择我国的原因主要取决于我国的整体投资环境，包括：市场规模庞大，且正逐步由“潜在的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市场”；法律法规体系日趋健全，拥有完善和健全的配套产品体系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及人力资本储备；总体经济增长快；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配套产业；自由化的FDI开放政策；政治社会稳定等。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商业周刊》全球1000强企业为主

5、，覆盖欧美日韩等国以及台港地区的跨国企业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未来扩大对华投资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各产业的市场规模和高增长率。此外，政策因素、集聚效应、劳动力成本因素都是推动跨国公司未来三年内扩大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政府切实履行人世承诺、各种限制进一步取消及过渡时期的结束，中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为外商扩大在华投资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环境。比如在本次调查中，许多跨国公司表示，中国放开商业流通领域后将介入产品零售终端，这必将带动流通企业对华投资增长。部分产品供应行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对行业

6、的规模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应商、成品制造商进入该地区的良性循环。由于产业上下游配套完备，使制造企业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对华业务整合运营，这也令中国市场在跨国企业眼中更具吸引力。中国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到巴西和墨西哥的1/3，与印度持平。该要素对寻求效率与成本的外商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跨国公司在经历进入阶段的“介入性投资”(象征性地与中国国内企业共同出资，参股比例较低，不占经营主导权)后，都相继进入“整备期”，开始步入“收获期”，对华投资目标

7、转型成为利用资金、网络、信息等综合优势，提高出资比例。为确保经营利益，在投资整备期跨国公司的独资、控股、实质性投资在对华投资中的比例将势必增加。而所有这些进程，并不会因为税收政策的调整而终止。根据商务部研究院的相关调查统计，82%的跨国公司未来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无论是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的投资规模与速度，都在逐步提高；调查显示35%的跨国公司处于投资整备阶段，并计划开展新一轮对华投资。　　对大型的跨国公司而言，实施国际战略远比关注较低的税收风险重要得多。税收可能在小型跨国公司的成本结构中占据重要

8、角色，因为小型公司没有财务和人力资本能力来发展成熟的避税策略，也缺乏关联企业间较频繁的大宗关联交易。而对大型跨国公司而言，税收风险一般可通过内部转让定价在国际间轻易化解，较宜为跨国公司所内部化。尽管外企逃避税已经引起我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关注，并正在加强涉外税收管理，加大反避税力度。采取诸如积极推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管理制度、推进联合税务审计、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提高跨国税源监管能力、强化涉外企业和外籍个人所得税日常管理等措施。但鉴于国际避税的隐蔽性强，手段较多，打击国际避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