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界革命到整理国故运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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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小说界革命到整理国故运动论文..由胡适、俞平伯等人创建的新红学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标志着红学研究从传统文学批评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转变，尽管还存在着种种不足和遗憾。同时它又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学科的转型、创建进程同步展开。新红学既是一百多年来红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个必然结果，又是特定时代各种文化因素催生的产物，它的产生由晚清时期的小说界革命启其端，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及随后进行的整理国故之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丰硕的学术成果也可以看作是这些运动的深化和收获。因此..，探讨新红学必须借助这个大的文化背景来

2、进行，不少问题也只有在这个背景下观照才能得到更为合理、准确的解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采用白话形式的中国通俗小说继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小说界革命之后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不过这两次运动的目的、宗旨及策略有所不同，对待通俗小说的态度和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多是政治人物，他们虽然将小说提到空前之高的地位，但其着眼点并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变革与重铸民魂，“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3、”，梁启超的这段话基本上代表了当时文化阶层对小说的立场和期许。文学创作无疑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种征候式标记，从这个角度来讲，梁启超等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他们将小说提得过高，反而容易沦为空谈，无法落到实处，尽管其后小说创作出现了新的变化，涌现出一大批与传统小说迥异的新小说，但其创作实绩及达到的社会效果离当初首倡者的预期显然还有很大的差距。况且当时梁启超等人的着眼点在小说创作上，还未涉及相关的学术研究问题。不过，其提倡之功也是十分重要的，应该给予肯定，它提高了小说在文学家族的地位，重构了文学格局，解决了学术研究中极为重要

4、的对象价值问题，为中国小说进入学术殿堂、为新红学的产生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多具学者身份，他们自然也有通过文学革命达到改造社会、重铸民魂的雄心，早年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其思路与梁启超等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看作是对后者的继承和深化，也正是为此，他们才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不必再为提高小说这一文体的地位而费口舌。不过相比之下，新文化运动者的发起参与者比小说界革命的提倡者更为务实或者说是更有策略，他们选择文学作切入点，以语言为突破口，口号和目的都十分集中而明确，那就是要废

5、除文言，建立使用白话的新文学，使白话文学成为文学正宗。正如胡适当年所说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语言的变革并非简单的交流工具的置换，它通常会引起附着在这些语言工具上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的转变，特别是在中国，文言与白话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种种差别。尽管此前已有人提倡采用白话，创办白话报刊，但皆着眼在开启民智，未能从文化层面着眼。对此，陈独秀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由于这一观点不带政治党派色彩，因而

6、获得了较为广泛的支持，最后获得了成功。1920年，当时的教育部通令全国，国民小说教材逐渐采用白话文，先从一、二年级开始。这样，白话正式成为政府认可的语言，从此翻开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参与者们不仅着眼于文学创作，同时也注意到学术研究问题，并予以落实。陈独秀的这句话很有代表性：“对于历代的文学，都应该去切实研究一番才是。（就是极淫猥的小说弹词，也有研究的价值。）”也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缘故，古代通俗小说作为白话文学的重要范本在这一时期受到充分的重视和赞扬，被称为“活文学”或“平民的文学”。与二十世纪之初一样，

7、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参与者对古代通俗小说从语言的鲜活生动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在思想内容上给予较高评价的小说作品依然很少。《红楼梦》依然是少数得到肯定的作品之一。这里简要介绍一下这一时期胡适、鲁迅之外新文化运动先驱者对《红楼梦》的看法，他们的见解在社会上有着较大的影响。陈独秀当时的注意力主要在社会时局方面，对文学问题涉及不多，其红学见解主要见于《红楼梦新叙》一文，该文刊于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5月新版《红楼梦》的卷首。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善写人情的小说与善述故事的史书进行区分，认为应该领略《红楼梦》的善写人情，而不是领略其善

8、述故事。这种区分在今天看来，固然有其局限在，但就中国古代小说与史书长期界分不清的情况来讲，还是有其意义的。他认为《红楼梦》有许多“琐屑可厌的地方”，在与钱玄同的一封书信中，他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