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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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理国故运动”兴盛原因探究“整理国故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民国学术界长期兴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和新方法的逐步运用。第一，新史料的发现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傅斯年曾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而20世纪恰恰是新史料层出不穷的一个世纪，这无疑大大拓展了“整理国故”的天地。揆诸史实，胡适等人“整理国故”的事业明显得益于新史料的不断发现。顾颉刚就认为这个时代“给予我们许多崭新的材料，使我们不仅看到书本，还有很多书本以外的东西，可以作种种比较的研

2、究，可以开出想不到的新天地”[2]。胡适在解释他之所以修改《国语文学史》的原因时也说：“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3]至于史语所，则更是在傅斯年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引导下，大规模开展了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这尤其体现在收购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殷墟发掘两件事上。1922年，隶属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历史博物馆因经费短缺，竟将所藏明清大内档案八千余袋，总计15万多斤，以4000元的价格售予北京同懋增纸店，作纸

3、浆之用，以致酿成轰动一时的“八千麻袋”事件。罗振玉闻讯后，随即以3倍价格即1.2万元回购收藏，并从中整理印出《史料丛刊初编》10册。1924年，罗氏将这批档案以1.6万元的价格转售与李盛铎。至1927年，李氏渐觉庋藏困难，又欲出售给日本人。马衡得知此事后，坚决予以阻止，并且致函傅斯年，商情其所在中大语史所购买。然而中大限于财力，亦无法筹集足够款项。1928年9月11日，傅斯年为此特意致函蔡元培，商请大学院购置。在该函中，傅斯年向蔡氏介绍说：“其中无尽宝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中也。……此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

4、值之材料。”[4]该年12月，大学院终以1.8万元收购了这批档案，转交史语所收藏整理。随后，史语所以历史组为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理这批档案。至1949年，已整理出《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四十册，并以此校勘《明实录》之脱漏讹误，此举在当时诚可谓一大盛事。而殷墟考古发掘，则更是史语所组建之后，倾注力量最多同时也收获最大的项目。从1928年起，至1937年抗战爆发，考古组先后在殷墟开展了15次发掘，获甲骨共计2万5千片，以及古器物169万件，从而不仅彻底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而且还为古史学和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并由此把

5、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排出了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第二，新方法的运用开阔了“整理国故”的视野。“整理国故运动”的兴盛原因，除了新史料的发现之外，还在于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这尤其体现在由于广泛运用了比较语言学和实验语音学等方法，民国时期的语言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所谓“比较语言学”，源于西方的“印欧比较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家根据各种印欧语言的相互比较，基本测定了原始印欧母语的音读形式。瑞典学者高本汉更是将此方法运用于中国上古音的研究，撰写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从而使比较语言学方法在民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23年，胡

6、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即说：“音韵学上，比较的研究最有功效。……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不但如此，日本语里，朝鲜语里，安南语里，都保存有中国古音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5]不久后，《国学季刊》第2号发表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一文。在该文中，汪氏直接将比较语言学方法付诸实践，通过对魏晋六朝的梵汉对音、日文假名中的汉音以及古代西人游记中所译的汉字音读的对勘考察，提出了关于古代汉字音韵的新说。他并且进一步阐发说：“华梵对勘，尤考订古音之无上法门”[6]。此后，傅斯年在为史语所命名

7、时，更是将比较语言学提高到与历史学并重的地位。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阐明：“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他还具体举例论证说：“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7]至于“实验语音学”，则在西方也是一种方兴未艾的研

8、究方法，它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用物理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音质，从而使语音研究几乎达到科学化、精确化的水平。这种方法的运用，在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