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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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1）狭义的社会史论战主要集中在30年代前半期，以上海为大本营，以《读书杂志》为中心阵地。因此，尽管《读书杂志》并不是最早介入社会史论战的期刊1，却是考察前期社会史论战最重要的舞台。要了解社会史大论战的来龙去脉，首先要了解《读书杂志》及其主编王礼锡。一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王礼锡(1901.5.11－1939.8.26)，字庶三，笔名王庶三、王搏今、搏今、爻义、SW等，江西安福人，诗人、社会活动家，国民党党员。王礼锡不是思想理论家，也不是历史学家，却是社会史论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没有他，论战至少在规模和影响上要大打折扣。王礼锡既以阵地提供者的自

2、由主义中间立场有意识地积极组织和推动论战，又以一位国民党左翼社会活动家和尊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学者的身份直接参与了论战。他对论战的意义具有高度的敏感和深刻的认识，而他当时的职业和身份又给他组织和推动论战提供了方便。知名学者贾植芳曾经说：“中国社会史论战是我国现代革命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我国现代革命实践活动、中国社会与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深远的意义，而王礼锡作为这场论战的发动者和组织者，为推动这场论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这一评价，是公允的。王礼锡是世家子弟，早年就读于江西省立吉安第七师范学校、南昌心远大学，师从汪辟疆（国垣）学诗，心醉于古典文学。他之所以能

3、够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主要得益于1924年至1927年国共两党共同运作的大革命。他的进步思想，来自大革命中反帝反军阀的主旨。1927年初，他担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民部部长，并以这个身份，与湖南的毛泽东、湖北的李汉俊等人一起，筹备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后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并领导了江西全省的农民运动。3月，到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工作，结识了担任副主任的陈铭枢将军，并在陈铭枢主持的11军任秘书。大革命结束后，与田汉主编国民政府《中央日报》的《摩登》副刊，开始发表研究和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心得。同时任教于田汉创办的"南国艺术学院

4、，与徐悲鸿、刘海粟、邹韬奋、郁达夫、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交游3。王礼锡并没有因为大革命的结束而转变为国民党右派。他始终保持着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左派的品格，同时又具有自由知识分子的品质。这是他后来主持社会史论战、尊奉马克思主义、身处国民党而思想左倾的基本原因。1930年，王礼锡受陈铭枢委托，主持上海“神州国光社”编辑部工作。“神州”原是晚清国粹派行政主脑邓实(秋枚，1877－1948)于1908年创办的一家文化出版社团，主要印行碑帖画册和各种古籍，出版的《神州国光集》、《神州大观》、《美术丛书》等，曾经风走一时。但至30年代，由于政局动荡，经营不善，已难以为继，只好出让。时陈

5、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与驻扎在上海的19路军关系密切，试图将“神州”接办过来作为19路军的文化事业，故决意出资购买，并委托曾给他担任秘书工作的王礼锡担任总编4。王礼锡接任此职后，即实行全面变革，使得这家国粹派的老店陡然间旧貌变新颜，成为30年代驰名全国的著名出版机构。王礼锡向陈铭枢提出，要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艺作品，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得到陈的支持。于是，他马上向郭沫若、鲁迅等人约稿，很快出版了郭沫若翻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合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又先后出版了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傅东华译）、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杜

6、畏之译）、德波林《斯宾诺沙与辨证唯物主义》（杨东莼译）等理论书籍，出版了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王礼锡本人则出版了《李长吉评传》一书，并在《读书杂志》上做广告宣称，该书“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这书中为研究文学史的人开辟一条正确的新路。”很显然，王礼锡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浓厚兴趣。这一点对他积极组织社会史论战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假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毫无兴趣，就不会对社会史论战提供阵地并积极介入。而他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一是由于个人爱好，二是受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以及成为时尚的熏陶，三是由于他认为只有

7、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剖中国社会的最切实的理论工具。应该说，至少在主持“神州”时期，他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是，王礼锡却不是一位党派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乃是基于民主、自由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他看来，宣讲马克思主义，乃是言论自由的题中必有之义。所以，他总是把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争取言论自由相提并论。同时，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虽然对其他的主义（如胡适的）持批判的态度，言词也颇为激烈，却没有“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党派意图。因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并且自觉地将这一理论作为他搞出版、办刊物的主导思想，所以，《读书杂志》具有很浓厚的左倾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