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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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读书杂志》看社会史论战（2）四《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的热闹场面由朱、陶二人的书信往来，社会史论战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先是1931年5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2期出版，陶希圣派的朱伯康发表了《中国社会之分析》一文。朱伯康(1907－)，浙江温岭人，时为上海劳动大学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后留学德国，解放后任复旦大学经济系教授。朱伯康首先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社会形态连接公式。他说：“一切正常的社会，其发展的阶段恒是这样进行的：原始共产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封建社会，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将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社会底发展，也大致不外如此。”这段话非常值得关注。首先，它与斯大林后来所钦定的“五形

2、态说”是一致的。其次，他是在肯定历史发展规律的普遍性的前提下来阐述中国问题的。再次，就当时的论述看，明确提出的五形态的论调，在《新思潮》派之外，并不多见，因而朱伯康的这段话显得特别突出，不失为社会史论战众多文字中简洁而有力的论断。从消极的角度看，后来五形态说成为一统天下的基本教条，朱伯康也算是前驱先路的人物之一了。但是，朱伯康并不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他认为，中国社会的特质是各种异质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金融资本杂然并存，政治上武力割据而又含有封建意味，官僚主义的士大夫身分与教育相纠葛，宗法势力支配下的家族制度广泛存在。这些特质混杂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社会成为

3、了一个“殖民地化过程中之前期资本社会”。这是典型的陶希圣派观点。这个观点包含两个要件：一个是“殖民地化”，对应的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前期资本主义”，对应的是“封建势力”。从第一个要件看，“帝国主义是中国经济上最优势的统治者！在帝国主义的重重束缚与压迫之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是没有法子可以兴盛的，没有法子可以独立发展的，只有在不独立的、走向殖民地的条件下才有发展的可能！如果殖民地经济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便失去了商品市场与原料的供给，便是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动摇。”就是说，“殖民地化”是帝国主义统治压迫的结果，同时又是摆脱这种统治和压迫的前提条件。从第二个要件看，“前期资本主义

4、”之所以成其为“前期”，就是因为伴随着残余的封建势力。这两股对抗的势力胶着在一起，便使得社会成为一种过渡的形态。因此，残余封建势力的挣扎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猛进，便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两个特点。由这两个特点，便很自然地引申出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即“中国的革命，根本是反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同时，中国的革命又必须是反封建的。反封建的革命，必须在民权主义领导之下方能实现。然而，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根本推翻经济的组织，即改变经济基础，所以中国的革命，又必须在民生主义实现以后，方能收最后的成功。因此，中国革命实在是三者民族、民权、民生相连环的国民革命。其目的，在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双重

5、压迫，以求实现国际地位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平等。这个革命责任的领导者不消说是中国国民党。”很显然，这是地道的国民党左派的立场和观点。这一主张，正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所要达致的革命目标，也是那个时期国共两党至少在台面上的共识。大革命失败后，朱伯康还在坚持那时候的主张，并试图作出理论阐述，为之提供理论依据。就时间上看，这是一种迟到的理论。从渊源上看，可以看出陶希圣一系实渊源于国民党左派，而非右翼。从与中共的主张做比较的角度看，它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主张还是颇有契合之处的。朱其华与陶希圣的书信往来以及朱伯康文章的发表，还是社会史论战的大幕拉开。真正将论战展开并推向高潮的，是《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6、专辑的出版。1931年8月1日，《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即《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1辑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十天之内就销尽两版。至1932年5月10日，出版第4版，前后共印行约两万册。专辑还引起日本学者关注，很快被介绍到日本31。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将此辑看作是“论战时期”的开始。全书40多万字，发表论文12篇，作者左中右皆有，观点互相歧异，基本代表了各方的基本阵容。论战的激烈程度，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评称为“短兵相接，各位雄纠纠的战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得头破血流，各不相下”。在激烈的交锋和争斗中，却有一点是各派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理论指导是唯物辩证

7、法或唯物史观，都声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处于论战组织者地位的王礼锡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中明确说：“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争斗，没有唯心论者插足的余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辨证法做武器。”与他同属一个阵营的胡秋原也说自己“至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徒”。而“托派”分子更是当仁不让，觉得自己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口号喊得比谁都响。杂志上刊登的李季着《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广告说：“本书以唯物史观作批评的工具”。镜园《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