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中苏关系为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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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国家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以中苏关系为例论文.freel·亨特所说：“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他们构成了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内去理解这些问题。然而，从根本上而言，意识形态也仍是广义的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而已。如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与美争霸的工具，而这被认为是符合国家利益。因而，在中苏关系中某些表现为意识形态的东西，最终还是国家利益问题。例如新中国建立初期，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虽然看似是中苏的意识形态一致，但其中的决定因素还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中国领导人对于自身

2、安全利益等国家利益的考虑。近年来，史学界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证明，中国共产党并非排斥美国，而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无奈选择，至少在二战结束时，苏美两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选择中是处于同等地位的。因而可以说，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使中苏两国走到了一起，还不如说是国家利益及特殊的历史环境使两国走到了一起。但彻底否定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不可取的，当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在现实社会和人们的头脑中沉淀下来之后，其独立作用也很明显。我们不能完全否定意识形态在中苏同盟中的导向作用建国初期中国对外政策中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

3、。如新近解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中所见的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中可知，1949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双方在谈到苏联贷款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时，考虑到中国境内仍有内战，苏方决定以优于东欧国家贷款年利息2％的条件(即1％)贷款给中国。但毛泽东得知后却打电话给斯大林说1％的利率太低，要求增加。另外，中国在建国初期的对外关系中，屡有此类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行为，如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利亚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等等。可见，在国家关系尤其是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至少“这种非武力的东西竟然也能从某种角度整齐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部

4、分”。但其作用也不能过分夸大。(三)决定具体国家关系的复杂因素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家行为从长时段而言是取决于一国的根本利益，国家利益包涵丰富的内涵，意识形态因素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某个时段和某些事件上甚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从整体而言，意识形态在更多的时候是国家利益的外衣。以上的分析都是抽象的。我们要分析具体决定某一国际事件的决定因素时会发现，光有以上的理论是不够的。实际上，决定某一国际关系事件的因素是复杂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的因素有时在平等地共同决定一个具体的事件，有时甚至是某个领导人或某个偶然事件决定了一个事件的发生和走向，这

5、在民主决策制度不完备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有许多因素，包括中苏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及领导人的矛盾。在骆晓会文中，对斯大林、毛泽东、赫鲁晓夫三人进行了分析，认为斯大林时期对国家利益的伤害要大于赫鲁晓夫时期，但毛泽东不能服膺赫氏。从这些因素中，很难说明国家利益起了决定作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中苏交恶归因于意识形态分歧，表面上看，中苏两国两党的冲突的确是从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认识而造成的。但这也仅是表面现象而已，意识形态模式的不同认识没有造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一意识形态不同模式国家同盟的解体，也没有阻碍后来

6、中苏关系正常化，充其量，其只不过是一个催化剂而已。笔者以为，在分析具体决定某一国际关系的因素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拘泥于国家利益抑或意识形态孰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恩格斯的一段话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历史的创造，“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每个单个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成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6同样，在具体决定国际关系的事件中，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因素相互影响，形成了历史的合力，推动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时特

7、别是在短时段的历史事件中，笼统争论某一因素的根本决定作用是徒劳的，我们必须在具体的综合考察中，去发现首位的因素，次要的因素，有时共同作用的因素处于同等地位也不是不可能的。综上所叙，在长时段的历史考察中，国家利益具有最终的决定作用，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宜夸大，但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冷战时期能够独立起作用(如导向的作用，框架的作用)。但在微观层次的具体事件中，由于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偶然性等因素，其中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个人因素等往往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形成“历史的合力”，推动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