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论文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论文》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工程资料-天天文库。

1、“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论文1.伽达默尔曾面对西方实证科学的发展，讨论“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他认为这是一个只属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因为智慧型的远东思想在提问和表述方式上，都与所谓西方哲学之间缺少一种“可检验（比较）关系”。这实际上是在“哲学”面对实证科学的“合法性”问题之外，又提出了一个远东思想（或曰智慧）面对“哲学”（西方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在西方特别是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始终受到质疑，“中国哲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怪物。当然.freeles）、郝大维（DavidL.Hall）作为代表。他们从“情境主义”、“特殊主义”、“过程哲学”的立场来处理“中国

2、哲学”，认为中国哲学精神与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格格不入，而惟其如此，中国哲学更具有“后现代的敏感性”和优位性。20主张通过扩大“哲学”概念来争取和确认“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作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通行，尽管其中许多人或许未必对于问题本身有某种自觉意识。事实上，也少有人能够严格依照西方哲学的范围来讲述中国哲学。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哲学”开始从经、史、子、集的传统规范中分化出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专门学科。但是，可以说迄今为止，所谓“中国哲学”的界域似仍然显得过于宽泛，其所涵盖的范围差不多是介于传统经学、子学和西方所谓“哲学”之间。从学科设置来讲，已经沦为纯粹历史性研究的“

3、经学”和相关的文献学考辨，亦多被归属于哲学研究的范畴。而大量的文化讨论、伦理研究和一般的思想性课题，亦被圈定在“中国哲学”的哲学领域。那么，“中国哲学”及其研究究竟应当在什么意义上有别于“思想史”和“学术史”？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应当进一步模糊、消解还是应当适度的清晰？抑或如目前某些人所主张的，应当以“思想史”或“学术史”取代“哲学”的方式？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努力方向应当是丰富和深化“哲学”概念的内涵，而不是无限制地扩大它的外延。“中国哲学”能否最终被西方世界承认，取决于它能否在一些“元哲学”问题上（而非仅仅是文化功能上），提供某种原创性的智慧，并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构成挑战。

4、试图把文化因素完全排除于哲学之外的想法是幼稚的，而把“中国哲学”仅仅归属于某种族群的信仰，则反映了某些西方学者的偏见。作为一种活的、仍然处在发展中的思想传统，“中国哲学”当然不会拒绝普遍性层面的问题，但是，我们应当能够从传统中寻找到普遍性问题的生长点，并由此确定切入和回应普遍性问题的恰当方式。此方面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特别是后者）应当说已经做出了初步的尝试。说到底，“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不仅关涉到西方学者的某种偏见，而且关涉到我们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的方式，关涉到“中国哲学”以怎样的姿态切入现当代国际学坛的学术脉络和话语系统，关涉到如何处理普遍与特殊、哲学与文化、哲学与传统之间

5、的复杂关系，也关涉到在后现代思想家傅科等人重新发现了“历史性”之后，我们又如何面对和重建普遍性的价值和思想的尊严。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范式由经学、子学向哲学的转换中，普遍性的（实为西方的）学术规范是处于主动的方面，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中，如何发掘“中国哲学”自身的创造性潜能将居于更为突出的地位。说到底，有关“中国哲学之合法性”的论证，毕竟不应当只是成为某种民族主义的抗争，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来回应人类在现当代社会所遭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预见的：伴随着“中国哲学”作为“哲学”越来越频繁、深入地参与国际学坛的讨论与对话，则“西方哲学”

6、的合法性也必须加以重新认识，一些通常被认为是普世性的、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所当然的模式、原则、论断、前提等等，也必须在重新加以限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是“合法的”。就是说，“西方哲学”也必须面对“中国哲学”的挑战（而不只是面对实证科学的发展）来重新思考和确定自己的“合法性”。（2001年9月演讲于韩国东洋哲学会主办的“奇高峰与二十一世纪东洋哲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修改定稿后，首次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