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画图与新修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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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代画图与新修清史在现存清代历史第四，绘画以及相关的技术手段更为丰富。清代画图不仅内容包罗万象，而且记实性突出，形象肖似逼真。以西洋焦点透视技法在中国的使用，对绘制记实性绘画图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下，一批身怀高超画艺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其中不少人成为清廷的御用画家，他们的技术成为清廷以画笔为重大事件作记录的重要手段。如1754年（乾隆十九年），额鲁特蒙古的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因反对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等人间的争斗，归附清朝，到避暑山庄谒见乾隆皇帝。那幅著名的表现乾隆接

2、见杜尔伯特三车凌王公的《万树园赐宴图》，就是法国传教士画家王致诚奉命亲临盛典后所绘[4]。19世纪中期照相技术的发明，为写实提供了更加方便的手段。现存于世的大量由西方人士在中国拍摄的照片，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场景。第五，清帝对记实性画图的偏爱。清帝青睐于记实性绘画始自康熙，盛于乾隆。今天所能看到的清朝最早的大型记实性绘画，应为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开始绘制的表现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盛况的巨幅纪事画卷《南巡图》。据美术史学者研究说，此图的出现，是对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继承[5]。笔者

3、以为，《南巡图》得以出现的条件，除了有这种艺术形式可以继承外，也与皇帝本人的需求有关。《南巡图》作者之一冷枚是钦天监五官正焦秉贞的学生。焦秉贞的西学素养相当深厚，他曾于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承圣意绘制表现农作与桑织过程的《耕织图》。图中人物虽不着清装，但它的特点带有“显著的西洋画派影响风格，特别是采用了透视画法，消失点放在视图前方，与中国传统画法有所不同。宫廷画家焦秉贞大概是受到钦天监西方传教士的画法影响。”[6]康熙也明确指出过焦秉贞的画，“深明测算，会悟有得，取西法而变通之。”[7]这些至

4、少可以表明康熙皇帝确曾受西学影响而对记实性绘画产生了兴趣。记实性绘画特别是战图的绘制到了乾隆时期大张其盛，与乾隆皇帝本人对此持长久不衰的热情相关。在当时传教士写给欧洲同仁的信中对此有直观的描述：“王致诚在热河50多天，用了40多天的时间作画，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他要完成22幅油画，4幅巨画，还要参加那么多的庆典和礼仪活动……他累得筋疲力尽，等他回到北京时又瘦又苍白，背也弯了，简直认不出来了。”[8]仅避暑山庄会见蒙古王公一个典礼，乾隆就要求画出那么多幅记实画，那么，我们对乾隆朝能够出现完整的所谓十全武

5、功战图，也就很容易理解了。《平定西域战图册》除彩绘画外还有铜版画。为追求真实逼真的效果，乾隆竟不惜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通过广东洋行与法国东印度公司签订合同，将画稿送至法国制做铜版。为此，还“先付花边银五千两作定，如工价不敷，俟铜版带到之日照数找足。”因为是“钦定”之画，合同中特别调强“此系传办要件，务须雕刻工夫精致如式，办就依期带到，越速越好。”[9]上述清代画图出现的种种原因，让我们得以从生动的画图中，贴近清代的的历史。三画图在清史研究中的作用清代画图是清代历史留下的遗迹，当然是清史研究资料的一

6、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比文字记录更直接，因为它常常是一种“写照”。比如反映江河湖海的《黑龙江江源图》、《永定河河源图》、《旅顺海岛图》等，虽然由于技术上的原因，绘制未必准确，但是比起对此类事物的文字描述，可能更直观、易解、准确。又如就研究战法和兵器来说，众多的战图对兵器、阵法、防御设施的描绘，应当远比文字的记述直观、易解、准确。再如对于清代重要人物的描绘，用画像来表现跟单纯用文字来描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由于画图的上述特征，它对清史研究的价值，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提供支持。（一）在某些方面，无图

7、无以立史。有些领域的研究，似乎是离不开画图的。清代艺术史研究的作用自不必说，另外像地学史、边疆史、环境史、矿业史、天文学史等，离开画图，也难以叙述清楚。如在研究清代天文学、地理学和地图技术、清代自然环境的变迁如黄河改道、以及清代民俗、边疆风俗时，像《赤道南北两总星图说》、《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山东水泉图》、《淮扬水利全图》、《西域图册》等大量的画图，就成为必须使用的史料。（二）画图可以弥补文字史料的不足或提供佐证。清代对某些史实的记载，因种种原因过于简略，影响研究的深入。有的画图却可以弥补这方

8、面的不足；有的则可成为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如对清代统一台湾问题的研究，康熙朝绘《福建舆图》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一幅绘制精细、篇幅巨大（640*640厘米）的地图。图上所绘福建城镇、山川、道路、关隘、城堡、山寨、岛屿、口岸等，形象细致。图中绘有台湾府及台湾、诸罗、凤山3县。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图中对厦门的标识为“厦门所”。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完成了对台湾的统一，第二年在台湾设府、县，三年后又将厦门的行政称谓“所”改为“厅”。显然，这幅《福建舆图》，可与清朝统一台湾这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