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移民与南方社会文化景观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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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隐士、移民与南方社会文化景观的构建　　秦汉以降至魏晋南朝，社会政治进程波澜起伏，对于依附其的士人来讲，总有一些政治举措和他们的政治信仰存有距离甚至格不入。基于个体的精神独立与政治操守，一些人选择暂时或永久隔绝现实政治，避居山野。由于这种行为彰显了士人的社会价值，呼应了士人的群体政治意识，因而不断受到士人和社会的热烈追捧，隐逸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些士人放大自身政治价值的手段。得益于这种社会政治时尚的流行，隐逸蔚然成风。本文试以南朝这一时代横断面为限，对这一时期隐士隐居的地理区域做鸟瞰式的概括，并勾勒出其分布格局，总结其分布特点及影响。　　一、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的初步分析　　南朝以来

2、，隐士们对于隐居地的选择更为重视，“异籍隐士”明显增多。（1）为直观而准确地显示南朝隐士地理分布状况，兹作《南朝隐士隐居地分布表》如下。本文共收录南朝隐士76人，其中隐居地可考者67人，据以制成下表，余9人隐居地无考，亦附于表后。（2）　　依据上表可以看出，南朝隐士的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山居特点。　　1、分布不平衡。从大区域来看，分布地区有显著差异，北多南少、东多西少。其中又以扬州最多，占51%，其次是江、荆、南徐、湘、郢六州，合计占去总数的83%左右。若从各州内部来看，隐士分布也不均衡。以扬州为例，主要分布于北方几郡。江、湘等州多少也存在类似扬州的情况。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地理

3、空间相对逼仄的州，隐士的分布则更为集中，荆州、南徐州等的隐士无一例外都依州治而居。总得来说，隐匿地多依州郡的政治中心而分布，集中在建康、武康、山阴、寻阳、江陵附近。　　依传统看法，隐士之称为隐士，多半是因为其对于政治生活的主动规避。但是考其地理分布特点，我们发现隐士隐居地的地理结构状况与其隐居行为似有相悖之处。事实上，隐士既是士大夫的一种，自然有其心系家国的情怀。他们往往行为隐遁，心理入世，或以“帝王师友”身份影响政治，或著书立说、教生授徒，或助乡里教化。不只如此，南朝亦不乏先仕后隐者。“（刘慧斐）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参军。”[1]（P745）“（张孝秀）少仕州为治中从事史”等等。[2

4、]（P752）更有甚者，有些隐士曾主动请官。戴就因兄“疾笃”而“告时求海虞令”。[3]（P2276）王弘之因“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4]（P2281）即使是不曾为官的隐士似乎也被认可为“臣”的身份，即所谓“处者谓之外臣”[5]（P306）。太祖就曾以“外臣”来称呼明僧绍。[6]（P927-928）而顾欢也在上表中自称“山谷臣”。[7]（P929）　　由上可见，隐士虽力求规避政治，但往往或主动或被动进入社会政治生活之中。虽拒绝做官，却常有深切的政治关心和社会责任感。就此而言，隐士之所以选择依政治中心而居或可理解。当然，也不能排除某些隐士希冀以此走“终南捷径”。　　另外

5、，玄学南渡之后，谈玄已成趋势，在清谈大行其道的南朝，士人们自当不论年资、以友交会，庐山“十八高贤”之成为佳话，概亦因此。作为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建康、武康等地，往往文人汇聚，这对于有文化追求的隐士自然是有相当吸引力的。　　也正是因为建康、武康等地满足了士人实现政治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追求文化的要求，才得以成为隐士集聚区。　　2、崇尚山居。南朝隐士隐居地的分布还有一个明显特点，即多依山而居。山居隐士占总数的一半，而其他隐士可能也多居于山中，奈何囿于资料，难以确定。需要强调的是，应招入京的隐士也多居于政府依山而建的诸馆中：雷次宗住在钟山西岩下招隐馆。[8]（P2294）褚伯玉在剡白石山太

6、平馆。[9]（P927）吴苞在蒋山南的馆中。[10]（P945）　　隐士与山，在世人眼中，似为不可分割之整体，一是因为山林风景姣好，适于士人修身养性；二是因为山林僻幽，人迹罕至，在地理空间上区隔了嘈杂的市井与庙堂，有助于保持其“崛然独立，块然独处”的人格；[11]（P3206）三是由于魏晋时期玄学思潮中的道家成分影响。然而，早在司马迁撰写《史记》时，就曾将隐士称为“岩穴之士”。[12]（P3271）从这一点上讲，道家思想对隐居地选择的重要性似乎不那么明显。毕竟，秦汉之际，就思想层面而言，儒、法影响力稍大，而西汉初期的新道家虽影响不俗，然也仅是一时，而且其亦更多地着力于政治。这里，我

7、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下儒家自然观对于士人山居隐逸的影响？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3]P87，孔子认为山乃“仁”之象征，而“仁”又是儒学之本质。可见，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山被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这种对山水进行道德关照，概是因为山结合了士人对于知识、道德、审美的诉求。所以，后世儒者们对于山水的喜爱，并不只是单纯的审美使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山水背后所隐藏的社会道德的推崇。正是在这种“比德”自然观大行其道的基础上，士人们始“寄情”山水。这也就是为什么早在西汉或者更前，隐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