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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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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误读”西方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论文..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给人最为直观的视觉印象,就是它自身结构的内在矛盾性:一方面是西方话语的霸权意识,造就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又是强劲升腾的儒学精神,主宰着现代中国作家的思想灵魂。东西方这两种完全不同时态的文学现象,以一种非理性组合的兼容方式,消弭了它们之间客观存在着的巨大文化反差,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所谓“现代性”品格。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感到十分困惑:百年中国文学狂热追求西方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但却始终未能真正进
2、入到西方现代文学的人文境界;渴望获得主体个性的绝对自由,但又无法彻底摆脱政治理性的严重制约。那么究竟是何种力量,导致了中西方现代文学对话交流的最终失败?认真反思一下过去的历史,我个人认为,应是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误读”西方的群体行为。谈到“误读”西方,这使我首先想起了梁启超先生的一番感叹,他说:“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最大不幸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力量,乃在不通西洋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故运动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
3、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①。其实,“不通西洋文字”并非只是晚清思想界的一种孤立现象,同时也是现代中国作家的一种普遍状态。由“不通西洋文字”之人去传播“西洋思想”固然可笑,但是那些精通西洋文字之人是否就一定精通西方文化,却是一个更值得我们去高度关注的深层次理论问题。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西化”派领军人物胡适,他用儒家“仁学”思想去诠释西方人文精神的做法,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判断实例②。“不通西洋文字”与不通西洋文化,只凭借满腔的“西化”热情和肤浅的“西学”知识去为国人
4、之导师,实际上从20世纪初叶开始,就已经严格限定了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认识水准,所以“误读”西方也就在所难免不足为奇了。20世纪中国文学“误读”西方的第一个表现特征,是中国作家对于西方现代文学性质与功能的认识失误。西方现代文学是一种主体性文学,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的直接产物:它推崇文学创作的智性原则与高尚情操。追求审美想象的自由意志与个性张扬,强调超越政治理性与宗教理性的主体独立意识,维护艺术精神的纯粹性与纯洁性。但由于长期处于思想的封闭状态,中国作家不仅不了解西方现代文学的这种价值取向,相反却将其
5、误认为是西方社会实践哲学的必然产物,是阶级政治集团主观意志的集中反映,完全否定了它主体思维的独立品性与超越现实的存在可能。所以,2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整体意义而言,是社会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述,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文本,政治家或思想家才是它真正的救世主。尤其是涉及文学观念重大变革的三次文学运动(如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30年代以后的左翼文学运动等),都是由一些锐意进取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所率先发难的,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各自不同的文学主张,目的就是要去实现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正面影响。政
6、治家与思想家之所以对20世纪中国文学倍感兴趣,归根结底是与他们所信奉的“进化论”思想有关。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进化论”这一时代主题词,几乎涵括了现代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明的全部认识。“进化论”思想使他们明白了西方强大与中国积弱的历史原因,使他们懂得了用“科学”去实业救国、用“民主”去更新体制的革命道理。而这一政治理想能否得以顺利实现,当然又都归结为一个如何去启蒙国人思想觉悟的根本性问题。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实践哲学的理性思考,“文学革命”已不再是局限于自身变革的狭隘意义,而是被明确纳入到了现代
7、中国社会革命的总体议事日程,受到政治家与思想家们的格外青睐。梁启超发起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中的宗旨,并不是真正传播西方现代文学的崇高人文理念(其实他懂得并不多),而是要全力提升文学艺术参与现实生活的实用价值功能。胡适与陈独秀发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动机,也不是真正输入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审美意识,而是要全面强化新文学创作的功利主义思想。瞿秋白与毛泽东介入现代中国文学的目的,则更为直截了当,他们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去硬性规范政治对于文学的绝对统治地位。其实,这些政治家或思想家的主观意图都十分清楚,他
8、们所看重的东西,是文学的“有用性”,而不是文学的“娱乐性”。可当他们深信不疑西方现代文学的终极信仰,就是创作主体对于社会发展的严肃态度和神圣责任,并要求现代中国作家勇于去承担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意识时,无意之中却又暴露出了他们理论见解上的致命弱点:崇尚文学艺术的娱乐教化作用,原本并非是现代西方主体性文学的理论根基,它恰恰是古代中国伦理性文学的光荣传统。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无论是历朝统治者还是士大夫文人,他们都认为“娱乐”是文学外在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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