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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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和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和变化，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处于从研究观念到研究方法的转型期。概括起来可划为四个阶段：渐变期、突变期、一元发展期、多元开放期。一20世纪初至五四（1900－191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转型的渐变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新时代的发轫期。20世纪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弥漫着浓厚的信古、崇古之风。几千年来的学术思路基本上是沿着“注经”和“解经”路子，遵循着“注不破传”和“疏不破注”的尊经信古的原则，没有大的发展。虽说十三经的注疏洋洋几百万言，但都是阐述“圣人”的思想，作者本人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即使

2、是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也是打着对经书陈寅恪是一个能掌握和运用八种文字的中西贯通的渊博学者，是他首先发现，南北朝时对中国语言的四声之研究是受梵文唱呗影响的结果（注：见陈寅恪《四声三问》，《清华学报》九卷二期）。他的这个独特发现，对中国音韵学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的中外古今的“通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别有会心。他的《元白诗笺论稿》（成于40年代而出版于解放初），以诗证史，以史解诗达到圆融无碍的地步。他的博识和会通功夫，只有后来的钱钟书才能步其后。闻一多运用考古学、语言学、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方法来综合考察与研究中国上古神话、《诗经》和《楚辞》，破译了许多难解之谜。闻一多对唐诗研究有一种

3、高屋建瓴的眼光，他用审美的眼光从文学史的高度来评价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认为它是宫体诗的自赎，是“诗中之诗”、是“顶峰上的顶峰”。他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研究陈子昂，通过对陈子昂与张若虚、阮籍、庄子、李白、杜甫等人做比较，又将陈子昂诗与建安诗相比较，从而对陈子昂诗的特点与历史地位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他善于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他将中国的诗经与印度的《梨俱吠陀》、希伯来的《旧约》及希腊的荷马史诗相比较，以说明《诗经》在世界文化史的独特地位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闻一多宏阔的理论眼光和坚实的考证功夫，使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创获甚多。郑振铎对中国的通俗文学情有独钟。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4、是采用进化论的观点写的，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古代、中世、近代三期，着重从文体的进化来分期，其中对外来文化如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做为重点研究，对民间通俗文学也极为重视，认为这是促进中国文学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对中国俗文学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郑振铎还写有一部《文学大纲》，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之林来比较，有一种开阔的世界眼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这部《文学大纲》就是一部世界文学比较史。在这个时期编撰出版的，还有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的代表作，文学史著作如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分体史、断代史和专题史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

5、文学史讲义》、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游国恩的《楚辞概论》、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等，还有钱钟书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著称的《谈艺录》。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第一个丰收期。三建国到文革结束（1949—1978）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转型的一元发展期。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和其它文化事业一样得到一时的复苏。这个时期思想和学术研究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着重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来开掘文学的阶级属性、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对唯心史观进行批判。应该说这对文学研究的正本清源是有必要的，对进一步理解文学在意识形态中的恰当位置是有益的。强调古典文

6、学研究的思想性和政治性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文学研究轻政治思想、重艺术，忽视经济基础的研究上的不足，使文学研究置于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却片面地强调外部的社会条件对文学的影响，而对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研究却被相对地忽视了。再则是由过去的私家著述和教学，统一为集体的著述，统一思想，统一教材，统一教学，统一模式，虽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著述质量和教学的统一，但却制约学者思维自由度和视角的多样化。五十年代初期，古典文学研究展开了几次讨论，如开展了对俞平伯“旧红学”的批判和讨论，古典文学的“人民性”的讨论，开展了唐诗“盛唐气象”的争论等，一些老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和评价过去的古典

7、文学研究，对过去的著作进行了重新修订和改写。但由于片面地强调古典文学研究的“古为今用”和“为政治服务”，片面地拔高古人，把古人现代化，如对屈原、杜甫等人，都冠以“人民诗人”的桂冠，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美其名为“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作为古典诗歌“为政治服务”的典范。1957年之后，学术讨论越来越政治化，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少了。1960—1963年思想稍有宽松，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