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历史与阶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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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域、历史与阶级秩序一、“北方”内外：历史书写与地缘符号政治　　尽管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体想象的一个结果，东北之为“东北”（旧称“关外”、“关东”）的命名无疑已使它内在于中国的“北方”，然而，只要对历史叙述中的象征符号的空间分配稍作关注，这两个似乎连体的地域形象的文本裂隙便会豁然浮现——后者是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统一政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中国历史本身的空间换喻，而前者则区隔出了一块主流中国文化史边缘的黑土地。或许，只有一个时代的历史情境可以弥合二者间的这种裂隙，这就是被称为毛泽东时代或计划经济时代的20世纪50—70年代。彼时的东北不仅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

2、基地，社会主义工业化得以展开的元空间，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化最主要的当代叙事空间。从杨子荣到雷锋到铁人王进喜到“白卷英雄”张铁生，从智取威虎山的传奇到鸭绿江边的烽火到珍宝岛上的激战，从第一辆国产汽车上路到第一架国产飞机升空到第一台国产机床启动运转，一直到“工业学大庆”成为最响亮的社会主义建设口号，在那三十年间，没有任何区域像东北一样成了如此众多、如此著名的当代英雄和英雄故事集中显影的舞台。并不夸张地说，正是50—70年代的社会文化实践为象征资本一向匮乏的东北赋予了最为丰盈的毛式社会主义的象征符号，而使其旧有的边缘身份一度变得相当模糊。　　在1980年代的“思想

3、解放”与“历史反思”运动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批判是在反思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总体框架中进行的，一如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中国历史被不断描述为超稳定的封建大一统结构，作为其空间换喻的“北方”也保持着一个统一的整体形象，换言之，辽阔北方大地上的各式风物大抵被编码到了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所构建的表述传统中国的象征系统之中。其中最典型的文本也许莫过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西起额尔齐斯河东到黑龙江的诸条地理环境和自然形态迥异的北方大河共同充当着男主人公的精神之父，既是民族历史的象征，又是其个人青春和生命尊严的见证，更是支撑他对抗现代流俗的资源和力量。尽管作者对于毛泽东时代的价

4、值立场与80年代人文思想界的主流话语不尽一致，但就以一种“前现代”的历史意味整合北方形象的意义而言，这部中篇小说正可以看作由彼时的知青文学、寻根文学和第五代电影所提供的大量“北方”文本的集成压缩版。　　然而随着80年代及其文化想象的终结和新的意识形态实践的展开，曾经和谐统一的北方意象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裂变。一方面，如戴锦华教授在《隐形书写》中所描述的，作为“现代化”中国主体建构的一个重要策略，“南国”逐渐取代北方成为1990年代（尤其是1992年之后）以小说和电影为主要形式的文化表述中的核心空间意象，具体而言，“在想象的怀旧景观中，历史中的上海、江南成就一

5、个文化的跳板或浮桥，使我们得以跨越、安渡文化经验与表达的断裂带”，从而获得一种对于现代中国的整体感知，即“‘现代化’不再是于1979年——‘改革开发’之际——降临老旧中国的奇迹，而原本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1而另一方面，“南国”的意象不管如何惹人缱绻依恋，却毕竟裹挟着无法彻底抹去的被强迫“现代化”的半殖民地记忆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式的另一层意义上的历史断裂感，这种并不舒服的历史无意识与中国的进一步市场化和日益深刻地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所加剧的民族身份焦虑相重合，压迫着90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化生产者与消费者一面继续遗忘历史，一面不断援古以自慰，以宣泄

6、，即通过重新书写传统中国及其空间象征，将现代中国的主体结构与更悠远、更绵长、也更似是而非的历史想象相连接，以填补其断裂处的晦暗渊薮。　　正是在这一重写的过程中，旧有的“北方”意象整体被打碎，被扬弃，被拣选，被重组为一个新的意义结构，一种传统与现代进行象征交换的想象性空间。在这个新的想象空间里，以黄土高原上众多的中华古老文明的历史印痕为标识的西北占据了一个与1980年代同样重要的位置。一个十分突出的方面是此时被视为中国电影形象代言人的第五代导演的“西北情结”依然清晰可见，只是其表象发生了变化，一方面，黄土地上的普通老中国儿女生活的那种原始、封闭、蒙昧、野蛮、

7、残酷、生死场般轮回的色彩已然消褪，另一方面，秦汉盛唐的壮丽王朝投影被持续浓墨重彩地突显——文明史范畴的中国传统逐渐取代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传统中国。从周晓文的《秦颂》到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到张艺谋的《英雄》，不难发现，那个开疆拓土的伟大帝国被一次次寓言式重写的过程正是不断“在中国发现历史”，向历史的深处求索“中华现代性”的逻辑与脉络的过程。如果说前两个文本的意义在于将启蒙主义的自然化范畴与其异化对立面间的冲突表现为是博大恢弘的中国文化母体内部原发的，而不再像《黄土地》等8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中那样是偶然的外部因素介入封闭空间的结果，那么到了新世纪初年《英雄》所

8、绘制的秦帝国历史文化图景中，则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与权势、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