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视角下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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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分流视角下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研究刘强（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大连116025）摘要：本文将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放在东西方大分流的理论背景中考察，以构建的“重商”、“无为”、“抑商”三种官商关系为基点，梳理了官商关系在东西方大分流中的作用，并从贱商、重税和海禁三个方面分析了明清中国的官商关系。笔者认为，明清以来商人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士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政府对商人的税收并不比农民高，私人对外贸易也被纳入政府的管理范围中。政府逐渐从对经济的直接控制中退出，转而利用商人以达到目标。因此，与认为传统中国的官商关系是“抑商”的观点相比，明清中国的

2、官商关系的实际更接近于“无为”。.jyqkail：[email protected]．一、官商关系与大分流大分流（TheGreatDivergence）的概念首先由亨廷顿提出，其含义是指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冲突，而大分流最终为经济史学界所熟知，是因由美国历史学者彭慕兰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以彭慕兰为代表的加州学派“把‘西方崛起’的故事逆转了过来，不再将西方崛起看做是欧洲持续进步而其他地区停滞不动这样一个过程。他们认为在公元1500年前后的经济、科学技术、航运、贸易以及探索开拓等方面，亚洲与中东国家都是全世界的引

3、领者。而那时欧洲刚走出中世纪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当时的欧洲要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的许多文明，直到公元1800年才赶上并超过那些领先的亚洲国家”。虽然，关于大分流的争论仍在继续，但大分流的故事显然要比西方崛起的故事更能反映世界历史的全貌，因为其既包括了西方崛起的故事，也包含了“没有历史的人民”①的故事。而对大分流如何发生的理论探讨则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药方”的不竭之源。自18世纪末人们便尝试寻找因素，对东西方的大分流给予解释。地理生态环境、人口模式、制度（包括政治制度；产权保护、金融和经济组织等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自由市

4、场和贸易网络、农业发展、原工业发展、科学技术、社会结构、宗教与文化、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等表示东西方差异的变量或变量组合构成了大分流理论。大分流的发生显然不是一两个变量作用的结果，本文不追求对大分流的全面解释，而意在沿着前辈的道路，梳理和分析大分流理论中的官商关系这一重要变量，进而提高我们对大分流理论和历史的认识。官商关系是大分流理论中既熟悉又陌生的变量。熟悉是指一些官商关系范畴内的要素如西方的重商主义、中国的闭关锁国和重农抑商等都已是大分流理论的重要解释变量。而陌生则是指对官商关系的内涵并没有一个明确和统一的定义。从目前对官商关系研究的文献看，对

5、官商关系的理解主要集中在官员个人与商人的关系上，内容包括官员的索贿受贿、商人对官员的依附、官员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的流动、官商合作以及官商之间对企业控制权的争夺等。而且从研究的时段看，主要集中在对晚清官商关系的研究，这是由于晚清的政治变局迫使清政府发展经济以图强，因而商人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虽然如此，也有少数学者从政府制定相关法律和规则来规范商人和商业行为的角度探讨官商关系。官商关系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官的一方看，对官的理解可以指国家或政府，也可以指官员个人；而从商的一方看，可以指商业（或整个经济领域），也可以指商人个体。因

6、而官商关系的内涵包括四个层次：国家或政府与商业：国家或政府与商人；官员个人与商人：官员个人对商业。在此基础上从官商的相互作用角度看，可以以探讨官对商的影响为主，可以以探讨商对官的影响为主，也可同时探讨官商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探讨的官商关系侧重国家或政府对商人的态度。本文按照国家或政府对商人的支持程度把官商关系分为了三种类型：“重商”——主要指国家或政府通过财政、军事手段强力支持商人；“无为”——国家或政府仅限于制定规则和法律等，为市场的良好运行创造条件，其既不支持也不抑制商人；“抑商”——国家或政府抑制商人的发展，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商人地位

7、低下，对商业征收重税等。上述新的官商关系内涵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东西方大分流的认识呢？从18世纪的斯密到21世纪的兰德斯，政府无为而治下的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一直是西方崛起的主流解释。政府不干预宏观经济运行和商人的经济行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完全依靠市场驱动，政府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虽然以诺斯和托马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政府的作用，认为政府应该保护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但在本质上其与斯密并无不同，均认为政府应该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前提条件，之后市场会解决其他问题。与西方相对，在世界另一端的明清中国则被认为是一个专制主义社会，官僚统治者肆

8、意践踏商人财产权利．经济则处于政治控制之下，重税盘剥、闭关自守和专制主义抑制了商人的发展，也抑制了发明创造和经济的活力。西方的“无为”与中国的“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