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根治太难的基础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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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构建根治太难的基础性制度频发的矿难在某种程度上挑战着人们的同情心。对遇难矿工的哀悼与叹息，持续时间越来越短，甚至有麻木之感。这次平禹矿难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很大程度是因为前几天智利大营救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人们善良地认为，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但平禹矿难的结局却依然让人们无法乐观。根治矿难成为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难题。应当说，我们在根治矿难方面，不是没有下工夫，不是没有想办法。但诡异的是，新出台的政策总是被时隔不久的新一起矿难证明无效或者效果不佳。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民营中小煤矿管理不善，因此推进煤矿整顿，某些煤矿大省甚至强力推进煤矿兼并。但近几年大型或特大型矿难，恰恰是发生在国有大型

2、煤矿。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矿工生命太便宜，因此我们提高了遇难矿工的补偿标准，有的地方甚至赔付到60万。但矿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出现了“利用智障制造矿难发财”等荒唐现象。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问责不到位，因此我们推出了一把手问责制，推出“领导下井”的措施。越来越多的领导因为矿难受到免职;而已有煤矿副总工程师下井带班，同样发生矿难,并且在事故中遇难。我们认为，矿难是因为技术不先进，因此我们加强了安全设施设备的更新，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等技术装备都被强制要求安装。可是先进的技术并没有挽救更多的矿工生命。我们甚至认为，矿难是因为主管部门级别

3、不够高，难以统筹协调，因此我们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总局提高到正部级。可是正部级的国家安监局还是疲于应付矿难，充当救火员的角色。还会有更多的理由解释矿难，比如中国目前还处于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耗阶段;比如从国际经验上说，日本也曾经历了采煤高死亡率的阶段。但不断发生的矿难却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以此为解释，只会带来一个结果:用新矿难中矿工的鲜血来证伪这些原因。分析目前所有的矿难，可以找到若干个“如果”。在平禹矿难中。如果在22小时之前发现瓦斯浓度过高时就采取措施;如果在进行瓦斯突出处理的时候，尽快撤离矿工，那么最后的惨剧就不会发生。可是问题在于，为什么这么多“如果”在现实中没有发生？

4、原因很简单，所有的“如果”要发生，必须有一整套完善的基础性制度作支撑。例如,最基础的就是瓦斯预警制度和紧急撤离制度。矿工在井下最先感知瓦斯浓度，瓦斯监测员时刻监测瓦斯，两者对现实情况最为熟悉。所谓的基础性制度就是，两者之一在感知瓦斯浓度过高时，都有权作出紧急撤离的决策，而不是等待来自地面领导的指令。但是，就是这样最基础的制度,在很多煤矿中都不存在。据媒体披露的信息，在紧急情况下，瓦斯监测员有权下达撤离命令，不需要层层申报。但是,瓦斯监测员的撤离权限早就被矿方收回了，更不要说矿工的自主撤离权。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要治理矿难，领导下井不一定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重要的是构建一整套行之有效

5、的基础性制度，这些制度在平时毫不起眼，但在关键时刻却能发挥关键作用。构建这些基础性制度并不难，不存在资金或者技术上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否愿意构建这些基础性制度，却反映了一些领导人的发展理念。相当多的矿难，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赶产量、赶进度而忽视了安全生产。要使这些基础性制度发挥作用，重要的是实现发展导向的转变，从追求物的增长转变为促进人的发展，真正走科学发展的道路。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在某种意义上，矿难是“不科学发展”的样本，甚至是“反科学发展”的样本。要真正把基础性制度落在实处,关键就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改变“要

6、煤不要命”的思维，改变“人命是可以买”的理念。为此，整个社会需要形成“要平安的煤产品,而不要带血的煤产品”的基本理念，由此倒逼企业转变发展导向,真正把“安全第一，生产第二”落在实处，才能使基础性制度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