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楚辞》文献研究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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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世纪《楚辞》文献研究的思考20世纪以来，闻一多等先辈学者在《楚辞》文献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先哲已往，后学无师”。此后，《楚辞》文献研究遂止步不前。　　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后来学者“小学”根柢不及先贤，而且以为文献材料前人都已翻烂，不大可能有所作为。于是，多数《楚辞》学者“扬长避短”，将目光投入西方的“新观念”、“新理论”的引进，专做那种论文谈艺、逞奇探胜的研究了。多样方式、多种视角研究《楚辞》，当然是必要的。但离开了《楚辞》文献基础，其研究则为无源之水，必然流于虚妄空疏。　　从《楚辞》文献入手来研究《楚辞》，即专攻《楚辞》的版本、文字、训诂之学，这是前人为求

2、其“真”、求其“实”而走了二千多年的老路。当今学人《楚辞》研究，还需要走这样的一条“老路”。汤炳正先生当年在为拙著《离骚校诂》作序时说过：“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条件跟前人不同，故走的虽是老路，却往往会达到前人所意想不到的目的地。所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学术发展规律，对屈赋领域的文字训诂之学，仍然是适用的。”当今的“时代条件”有其优势所在，是前代学者所不能具备的。譬如，近年大批战国楚简文献材料的发现，对于推动《楚辞》文献的研究，具有枳极的意义，在这点上，当今的《楚辞》学者占据了前代学者所未具的学术优势。　　1991年，湖北江陵市包山二号楚墓的竹简首次公布于世。这是历史上首

3、次面世的达万字以上的楚简文献材料，计有单字1605个，合文31个，基本上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楚国通用文字的基本面貌和使用情况。包山二号墓的墓主是楚怀王时期的左尹邵佗，是和屈原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人。这批楚简材料自然引起研究《楚辞》学者的极大兴趣。屈原、宋玉《楚辞》作品的书写文字，应该与包山楚墓的文字相同。包山楚简的发现，为传世《楚辞》文本提供了书写文字的参照系。用许慎《说文解字》的小篆及其所收录的古文、籀文，与《包山楚简》的文字逐一对勘，意外发现：90%以上的楚简文字在《说文解字》里对上了号，没有对上号的少数文字，只是为许慎所遗漏的“古文”，真正属于异形的楚国特有写法的

4、文字是少数，无法构成“形体结构和书写风格”不同的“文字体系”。说明在战国之世，语言文字是统一的。不仅“楚系文字”、“秦系文字”等提法不科学，不真实，而且秦“统一文字”的传统说法，也很值得怀疑。屈原、宋玉书写的《楚辞》作品，是使用其时社会通行的统一文字。《楚辞》作品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只存在因时间的差异而发生过古今文字的转换，根本不存在因南北地域的差异而发生过“不同系统”的文字转换。之后，又有《郭店楚墓竹简》、《新蔡葛陵楚墓》、“上博”《楚竹书》、《九店楚简》以及《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张家山汉墓》、《马王堆汉墓帛书》等简帛文献陆续出版，与传世《楚辞》文献可以参

5、照的文字材料更为丰富，而“时代条件”的优势也更为突出了。(责任编辑：)　　总之，《楚辞》文献的流传，不存在文字“不同体系”的转换，只是古今文字的转换。尽管如此，其失真、走样的情况毕竟存在。利用出土的简帛文献对传世《楚辞》文本某些疑难字句做校订，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如：《离骚》：“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常、惩二字是协韵的。常，属阳部；惩，属蒸部。二字出韵。戴震《屈原赋注》：“惩，读如长，盖方音。”江有诰《楚辞韵读》：“常、惩谓阳、蒸合韵。”其说皆无据，不可信。孔广森《诗声类》：“常，本恒字，汉人避讳改为常耳。慎勿又据为阳可

6、通蒸也。”其说得其旨，惜无书证。《郭店楚墓竹简》凡谓固常字悉作“恒”。《老子》（甲种本）“知足之为足，此恒足矣”；“是故圣人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道恒亡为也”。“道恒亡名，朴虽微，天地不敢臣”。此三“恒”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甲、乙二本《老子》亦同，知其为汉初本，即在文帝之前。而今通行本《老子》皆改作“常”字，可能汉文帝以后为避其讳所改。据此，《离骚》此“常”字可径校改为“恒”。又如，《九章·悲回风》：“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王逸注：“思念憔悴，相连接也。”王注“思念憔悴”云云，以“居”为“思念”的意思。居字无“思念”之意。闻一多《楚辞校补》、徐复《后

7、读书杂记》、何剑熏《楚辞拾渖》皆有考释，无一可取。《郭店楚简》处字皆作処，《成之闻之》：“君哀绖而処立，一宫之人不胜。”又：“朝廷之立（位），让而処戋（贱）。”《性自命出》：“蜀（独）処而乐，又（有）内者也。”又：“蜀（独）処则习父兄之所乐。”《语丛》（三）：“牙（与）为义者游，益。牙（与）庄者処，益。”又，《包山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战国楚竹书》、《新蔡葛陵楚墓》等楚简文字材料多以处作処。居，古文作凥，与“処”字形似，古多相讹。《仪礼·既夕礼》“士处适寝”，郑注：“今文处作居。”《礼记·檀弓》上“不昼夜居于内”，《曲礼·子